那么，在不存在西方自然法的中国法文化背景下，人权的学理意涵和规范意涵就颇值得讨论了。其实，即便在西方，由于自然法这个“瓶子”里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不同的时代盛了不同的“酒”，因此登特列夫才将仅仅依凭自然法的名称而不问其内容而梳理自然法的以确定它的沿革的研究方式称为“最大的幻想”。[12]就中国有没有自然法这一问题，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反对者认为自然法是西方社会特有的产物，根植于西方的法文化背景，中国与之截然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对立，因此中国当然没有自然法，也自然没有法治。[13]赞同者则认为中国有自然法，儒家思想即是自然法[14]甚至不加区分地将两者等而言之。
对于这个问题，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超越概念的“名”、代之以“实”对其进行比较是更为恰当的，而这个“实”就是其内在的理路。因为即便在西方，除了名称相同之外，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观念，几无共同之处。[15]如果我们基于功能比较这一更高层面的比较方法，将自然法及与之相应的自然权利和“人权”定位于一种基于人性尊严而设立的超越实证法的评判标准，那么可以说，任何法律文化背景下国家或地区都有自己的自然法。关于中国人权的缘起，是先于国家的“天赋”，还是后于国家的“法赋”、“国赋”乃至“人赋”“商赋”，存在着诸多争论。[16]对此，夏勇教授有着深刻而精当的论述：尽管从我国的传统学说和当代理论中很难找到西方式的自然权利，但“人之作为人的要求和尊严……，是内在于每个人自身，是人之天性、民之本性”，“我们的同胞也是人，是正常的人，是有尊严和价值的人。在具备人之作为人的一般特性的意义上，他们与欧洲人、美洲人、非洲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毫无二致。他们不希望在没有满足需求时被说成是没有需求”。[17]基于这种人的天性与本性，即所谓“天爵”，一些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被启发和支持。[18]当然，这里的“人”是兼具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人。这里的“天”，在西方社会里可能是神学自然法中的上帝或俗世自然法中的人的理性，在中国社会里则可能是基于“天人合一”理念而指涉的自然规律。因此，从功能比较的角度，中国有着以自己的语言表述而功能上与西方自然法相似的自然法，相应地也就有了自然权利。这就使中国的人权学理意义上有了一种基于本性而先于国家、不可让与和侵犯的性质。而宪法规范中的“人权条款”，则具有了实证法与自然法的双重属性。之所以说它具有实证法属性，是因为它已经以一种最高法律规范的形式出现在宪法条文中；而说它具有自然法属性，则是因为在中国法文化背景下它具有超越实证法、评价实证法、维护作为宪法权利的核心—人性尊严—的特点。因此，“人权条款”此时具有了作为宪法具体权利的总括与成为宪法基本原则和价值的功能。
（三）当前中国时代背景下的“人权条款”
以一种全景式的视野对当前中国的时代背景进行一个总括是一个艰巨的任务，但勾勒这个全景也并非无迹可寻。时至今日，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在这一时期，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公众思想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缩影和规范表达可以从宪法修正案中窥得一斑。如宪法修正案第3、4、18、19条体现了在政治层面对执政基础的巩固，第6至9条和20至22条体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第23条则体现出对社会保障和民生的强调，而第13、17、24条体现了国家治国方略的转变及对“人权”的肯认。
宪法修正案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撑之一即是执政党的意志和关注点。在社会主义这一旗帜下，对改革开放的坚持是执政党当前最为强调的一点。这在中共屡次全国代表大会尤其是17大会议及其前后的诸多官方文件中均有明确体现。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才有对民生、小康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问题的强调。而作为政治走向的改革开放在对宪法条文的理解、解释方面体现为以一种开放性、成长性的态度，结合现实理解、解释、对待宪法规范，而这种态度与方式也是西方法律家所肯定和坚持的。[19]在这些背景下，具有特定表述方式的“人权条款”具有了丰富的意涵：“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一句的主语是国家，谓语包含尊重与保障两层意涵。其中，“尊重”体现的是国家的消极不作为，是对公民消极权利（freedom from）的肯定；而“保障”所体现的国家消除阻碍公民行使权利的障碍的积极作为，则是对公民积极权利（freedom to）的肯定。这使得作为宾语的“人权”二字具有多样化的色彩，而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内容又极其广阔，涵盖了我国宪法第34条以下诸多的具体宪法权利内容，由此，“人权”具有宪法原则的特点，已经不是呼之欲出，而几乎是一览无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