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可以强国。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乃是我们的又一兴国之略。2010年5月，根据党的十七大关于“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备部署，国务院制定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世界上的任何强国必然同时是教育强国。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兴则人才兴，人才强则国家强。教育强国是人才强国的基础。而教育强国与人才强国一样，必然须以法治环境为条件，以法治强国为保障。
文化可以强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从时代要求与战略全局出发，以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第一次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奋斗目标。“文化强国”战略和国家整体战略是相互依存的。“文化强国”战略包含在国家整体战略之中，没有“文化强国”战略不可能有完整的、使国家真正强大起来的整体战略。文化强国并不排斥法治强国，相反它为法治强国提供了厚实的文化基础；法治强国同样为文化强国提供了环境条件和保障。
我们要走工业强国之路、科技强国之路、人才强国之路、教育强国之路、文化强国之路……，我们更要走法治强国之路。法治是中国的强国途径，法治强国是中国的战略目标。让我们以法治强国，让我们走向法治强国。
三
人类几千年的文明轨迹，是从人治走向法治，怎么不是相反？中国的先秦法家商鞅说：“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贤者更礼，不肖者拘焉。”（《史记·商君列传》19世纪德国的一位著名法学家耶林（Rudolph von Jhering，1818-1892）曾讲过：“罗马帝国曾三次征服世界，第一次是以武力，第二次是以宗教，第三次是以法律。武力因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亡，宗教随人民思想觉悟提高，科学的发展而缩小了影响，惟有法律征服世界是最为永久的征服。”法律及其法律所载现的法治真有如此的魔力吗？这还得从什么是法治讲起。
自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先秦哲人提出“法治”并阐述其思想以来，历代思想家前赴后继地探索着这一亘古的命题。
法治理论的萌芽最早出自柏拉图（Plato，Πλα‘τ ων，约前427年-前347年）的名篇《法律篇》，“服从法律统治”是他的法治观核心。柏拉图学生亚里士多德（Aristotélēs，前384-前322年）后来发展了这一思想，他在《政治学》里第一次提出“法治”的定义：“所谓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普遍服从良法”的观念成为一项法治的原则，被后来的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年-前43年）发展为“权力从属于法律”的公法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