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著名法学家孙斯坦的研究表明，事实和经验的缺乏、情感和偏见导致了谣言的滋生、传播和影响力的扩大。而转型期的中国，情形可能更为复杂。社会转型中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沉浮所导致的心里失衡，对过度竞争的无奈，对贪污腐败的痛恨，对贫富分化的不满，以及强拆强征、食品卫生、安全生产、社会治安、司法不公以及医疗、教育、社保等方面所暴露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公众的焦虑和不安定心态。于是，出于情绪的宣泄、利益的角逐、别有用心的搅局甚至无意识的跟风，都是网络谣言产生和泛滥的深层原因和机制。因此，这里面，社会和政府，都既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也是治理网络谣言的着力点：社会是根基，政府是核心。当然，关键还要靠法治。
根基在社会，是因为从根本上说，不管是普通百姓、网民还是官员，无论是造谣者还是受害者，所有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如果人们能够严格自律，理性谨慎，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则即便有再多的网络谣言，也终将湮没在理性和审慎的深沉大海之中。各方的道德自律，是阻止网络谣言的第一道防线。
核心在政府，是因为不管历史还是现在，政府在我国都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法家的以吏为师，儒家的仁政爱民，共产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都说明了民众对政府的道德期待和政府的伦理持守。其中的关键之一，就是政府的诚信，以诚信取信于民，不隐瞒、不撒谎，不打官腔、假大空。官员不能做台上台下两面人。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靠透明政府、良性沟通、切实问责。所谓透明政府，就如温家宝总理今年4月16日在第8期《求是》上撰写的文章所言的，“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自觉接受民众和社会监督。政府做的事情要主动让老百姓看见，或者让老百姓想看就能够看得见。所谓良性沟通，就是在老百姓不了解、不理解、不信任，产生质疑甚至谣言时，政府不能漠视，更不能蔑视，要能够及时回应社会质疑，保持与社会的即时信息沟通与良性互动，帮助老百姓看见，让老百姓“真看见了”，看得“是真的”。要让“不明真相的群众”能够及时明了真相。所谓切实问责就是，隐瞒真相、推诿扯皮甚至公然撒谎、阻止公民获取真相的官员，应得到有效问责，不能逍遥法外。谣言止于智者，更止于透明，只有阳光才能最好地让谣言无所遁形。在阳光下运行的权力，能够让老百姓全方位观察和参与的政府，才更能够取信于民，从而在根子上将谣言消灭。
关键在法治，就是要遵循法治的要求办事。对于公民个人或者组织来说，如果受到了谣言的伤害，就应该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而如果造谣诽谤，也要承担相应的民事、刑事责任，或者接受治安管理处罚。对于社会来说，就是要形成一个理性、宽容、审慎、更为稳定和有效的“市场”，使得不管产品、思想还是舆论，都有可能在这个大浪淘沙的市场里去伪存真。而对于政府来说，最为重要的就是依法行政，对自身严加监管，对公民不枉不纵。一方面，建设透明政府、责任政府，取信于民；另一方面，依法监管社会，对公民、尤其是电信和网络运营商制造、助长或漠视网络谣言以牟利的，要坚决处罚。而同时，最重要的是严格依法，对于治理网络谣言，既要有严肃的态度，也要有开放的心态，切忌一刀切。尤其是在转型期的中国，维持健康的舆论监督机制，对于纠正政府可能存在的问题，对于惩治贪腐，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因治理网络谣言而导致寒蝉效应，将导致公共事务乏人关心的万马齐喑，结果可能是更大规模的网络谣言的产生，甚至暗潮涌动。比如前文提到的“叫魂”谣言，大半年里，整个清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在付出了许多无辜的性命和丢掉了许多乌纱帽后，才发现所有的结果不过是造谣诬陷，屈打成招。最终证明，一切都不过是皇帝和臣属们在一个非法制的社会中，因内心的不安全感而风声鹤唳的过激反应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