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卢梭认识到社会契约的脆弱，设计了立法者、公民宗教等措施予以补救，但他对自由的纯化和提升仍然显示出强大的信心。自然权利摒弃了保命意义的暴戾和个体利益意义的谋私，虽然仍立足于个体，但个体能够掌握和运用自由的力量，将自身建构成为能够自我立法的主体。通过自由，摆脱奴役；通过自由，成为主体；通过自由，实现德性。自然权利作为内在革命的终结点，在将个体转化为主体的过程中，以内在性为基础重构了超越性，而且并非诉诸外力，仅仅是依靠个体自身的力量。卢梭相信，个体完全能够拥有这种力量，因为就人之本性来说，人是会趋向于自然的目的。卢梭的信念源于他对人性看法的转变，即在自然权利降低人性的基础上为人性重置一个目标。他把古代传统中的“可完善性”概念（perfectibility）重新引入，试图以此化解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对立。正如后世许多评论家共同批评的，卢梭试图以回复古典的方式解决现代性危机的做法只会进一步加剧现代性危机（ 最典型的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感受到现代的历险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并返回古典思想中去寻求解救之道的，卢梭并非第一人。我们只需再提及斯威夫特的名字就够了。然而卢梭并非一个‘反动派’。他使自己沉浸于现代性中。有人禁不住要说，唯有这样接受了现代人的命运，他才能够返回到古代。无论如何，他之返回古代同时又是现代性的一个推进……他以古典的古代、同时又是以一种更加先进的现代性的名义，对现代性所作的激情洋溢而强劲有力的攻击，被尼采以毫不逊色的激情和力量再来了一次，尼采由此就预言了现代性的第二次危机：我们时代的危机。”（彭刚译，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7-8页））。
卢梭的理论与法国大革命的实践给予德国哲人以巨大的震撼，康德继承了卢梭自我立法的思路，用先验图式为主体奠定了普遍有效性的根基，使之具有“人为自然立法”的能力。卢梭沉浸于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对立，康德则在自然与自由之间展开论述，二元论范式一脉相承。康德的批判哲学意图论证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的主体，以及沟通两种理性的判断力的主体。主体以普遍有效性为前提，以 “人是目的”为绝对律令，以批判理性为限度，使自由凌驾于自然之上，自由同时拥有了统摄自然的能力。康德的自由主体将自然权利发展成为“人的权利”，人权堂而皇之地拥有了自主地位，不再需要诉诸于“自然”的理由。如果说卢梭仍在自然权利的范畴内改造自然权利，比如说他仍将自然权利的根基界定为自我保存的欲望，同情对自爱的协调不足以保证自然人的占有欲和权力欲；比如说他仍认为理性的力量弱于意志，由个体利益转化为公共利益需要由个体意志向公意的集中——那么，康德则义正词严地为理性正名，在批判哲学的名义下为合理性上升到理性提供了严格的先验式证明，同时又高举绝对律令的旗帜为人们在道德上的自我服从确立了普遍有效的准则。因此，康德的理性批判并不是有关理性有限性的学说，而是有关理性能力与道德能力的学说，这些能力都要诉诸于被重新塑造出来的能动性主体，这个主体具有运用理性的“先天”资格，这个主体在进行理论和实践的理性创造中获得“自由”的尊严。由卢梭的意志主体到康德的伦理主体，由卢梭的立法主体到康德的自由主体，由卢梭在自然与文明间的游离到康德以自由为内核对自然的先验优越，这无异于一场有关权利学说的“哥白尼式革命”。
从卢梭到康德，旨在高扬人的尊严的主体权利学说既是对自然权利学说的实质性改造，也是根本性扬弃。主权权利彰显的是主体的自由，是体现主体尊严的自由，是优先于自然并为自然赋予形式的自由。在某种意义上，主体权利亦是自然与权利之间斗争关系的解决：权利对自然的反动终于达致自我立法的程度。近代自然权利学说为权利找到的自然理由无法满足权利日益增长的自我确证的需要，机械自然观在抽空自然目的的同时，也将人性欲望化。欲望意义上的自然固然获得了解放与革命的力量，但亦将人之为人的意义降低，甚至打开了将人引向兽的通道，暴政在自然必然性的旗号下惶惶然登场，政治秩序也必须要依靠外在强力建立。主体权利为个体重新拾回了自信，强调人类自由就是人的自我立法，这种能力是天然地属于人的。卢梭认为这是由文明向自然的回归，康德则认为这就是人类自由的卓越。自由不再仅仅是摆脱束缚和积极行动的合题，而是通过自我立法确定尊严的道德能力。尊严最集中地体现在摆脱了各种束缚之后能够自愿选择自我立法而不是虚无。尽管仍是自愿选择的结果，自由因为选择了重新服从某种义务的方式而值得尊敬：对于卢梭是公意，对于康德则是绝对律令。此时的义务及对义务的服从成为权利的派生物与对应物。先有权利后有义务，先有自由选择义务的权利再有服从义务的高尚。权利的论证不再需要诉诸自然，仅需诉诸人类自身：对义务的自由选择证明自由的尊严，主体完全有能力做到自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