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权利的力量
王利
【关键词】自然权利；能动性；宪政化；公意
【全文】
人们一般将自然权利学说看作近代政治正当性的基础，往往从现代性自我确证的角度将其视为论证个体自由的学说，强调自由的被动或消极面相，多少忽视了自然权利本身所具有的能动性力量。与古希腊的自然正当与基督教世界的神圣正当不同，自然权利不仅提供了崭新的正当性类型，还切实参与了公共秩序的建构。在近代政治哲人的笔下，自然权利学说很少软弱、消极和抱怨，而是充满了力量和激情，饱含着为新政治形态立法奠基的雄心抱负。有趣的是，自然权利学说大都有着新教背景，典型者如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等。他们有着直接的政治对手和理论对手，前者如西班牙天主教帝国体系和罗马教廷，后者如西班牙萨拉曼卡学派，包括维多利亚、苏亚雷兹、阿亚拉等人（ 在思考近代西方思想史时，西班牙帝国及萨拉曼卡学派值得重视，由此才能彰显西欧新教诸国的现实目标。感谢美国耶鲁大学法学院刘晗博士与笔者的讨论。）。
自然权利学说滥觞于16世纪，兴盛于17世纪，繁荣于18世纪，衰落于19世纪。从整体上来说，自然权利学说洋溢着乐观向上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具有鲜活的原发性力量，这与欧西近代早期的历史使命密不可分：必须建立新的政治架构，以凝聚内部力量，应对外部战争。自然权利即是能动的建构性力量，自然权利学说在本质上即是新的权力哲学。它正确处理了力量与审慎之间的关系问题，找到了集聚力量的方式，为政治社会奠定了个体同意的普遍基础。它为如何从最为基本的单元：个体之上吸纳力量以建设新秩序提供了一套有效的制度设计，充分调动各种思想资源为新制度提供了合理论证。这是一次具有高度共谋意识的契合行为，哲学家和政治家朝着同一方向齐头并进。结果是，自然权利以其自身成为正当性的标准和尺度，并以全新的创造性为近代政治提供了巨大的能量。
自然权利的能动性的建构能力体现为一个逐渐实现的过程，这也是自然权利不断自我确证、否定和扬弃的过程。依据逻辑次序与时间次序的统一，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主题，由不同的理论主体担纲。第一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暴力问题，通过霍布斯、洛克、斯宾诺莎等人的努力，将自然权利论证为抽象普遍性的法权。第二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经济与社会问题，通过斯密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工作，自然权利转变为被启蒙的个体利益。第三个阶段解决的主要是平等和自由、同质与异质的矛盾，通过卢梭与康德的论证，自然权利转变为主体有尊严的自我立法。
一、自然权利：抽象普遍性的法权
依托于自然状态的自然权利拥有赤裸裸的力量，对于自我保存来说，先发制人是合理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然状态下战争的权利。最极端的是霍布斯的构想：自然状态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 霍布斯：《利维坦》第十七章，黎思复、黎亭弼译，杨昌裕校，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31页。）。洛克的自然状态貌似平和，却也有暗流涌动。《政府论》下篇开始他曾两次坦言，要陈述一种“奇怪的学说”（ 洛克：《政府论》下篇第二章：“9.我并不怀疑这对于某些人似乎是一种很怪的学说”；“13.对于这一奇怪的学说——即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拥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我相信总会有人提出反对”。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出版社2007年版，第6-8页。）：在自然状态中人们碰到盗贼将之杀死是合理的，因为盗贼要威胁人们的人身及财产权。斯宾诺莎更为直接，将自然权利直接等同于权力。他的例子是大鱼吃小鱼，大鱼的权利在于拥有更大的力量（ 斯宾诺莎：《政治论》第二章第四节，冯炳昆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0-11页。）。因此，自然权利的出场是血淋淋的，它以自我保存为期许，却允诺人们能够为了这个并不甚高明的目的不择手段。马基雅维利的逻辑被运用到自然状态中：人们能够为了一个正确的目的释放所有的能量，因为这个正确的目的遵从着自然必然性。实际上，自然权利是作为一种“内在化”的解放力量出场的。所谓“内在化”，是指经过文艺复兴、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人，尤其是个体本身承载了价值意义。近代政治哲人极尽所能地将自然权利所具有的全部力量呈现出来，意在表明这是一个摆脱了古代和基督教传统束缚的新生事物，它是正当而强大的，必能创造新天新地。但是，自然权利仅仅作为革命性的解放力量，无法营造一个和平安定的政治环境；仅仅拥有锋利的杀伤能力，很有可能在共同生活中互相伤害，甚至自我摧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