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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世界的轻与重

  

  马基雅维利轻巧地拆毁了但丁创造的世界,只剩下地狱。但脱离了天堂的眼光,这个“地狱”也只不过是地狱的废墟。它没有任何方向、位置或秩序。马基雅维利的“地狱”,严格来说,连“地狱”也不是,因为它已不再拥有但丁在地狱中苦心探索的那种灵魂的秩序马基雅维利的恶,像博施的《地上乐园》一样,纷乱地陈列在我们的眼前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利的世界是纯粹意义上的喜剧世界。没了天空,当现代喜剧作家注视“地上的人类生活”的时候,他似乎也不是在地上。在这个意义上,现代喜剧作家才是真正悬在空中的“人”,只不过,这个“空中”不是接近神或高贵的星体占据的天空,而是“虚空”。正是在这个虚空中,才有了《君主》和《论李维》这样的“喜剧”,我们才能理解所谓马基雅维利的“非人性”,即马基雅维利的“没有立场”。


  

  不过,悬在空中的喜剧并非无关轻重。喜剧不是玩笑。一个单纯的玩笑只是一次放在大家目光中的毁灭,但因为我们不知道是否有人珍爱被毁灭的东西,我们也就不会对毁灭感到真正的悲哀。在这个意义上,玩笑是孩子气的,因为孩子还没有学会爱一件东西,尤其他不会爱这个世界,因为他没有真正的欲望,所以尽管他可以毁灭一切,但在他眼中,这根本算不上毁灭,因为他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些东西值得毁灭。但喜剧却不只是孩子的玩笑,还是成人的震惊,对目睹真正毁灭的震惊。但又有什么比这个世界的毁灭更令人震惊的呢?在马基雅维利式的现代喜剧背后,往往隐含了一种极端严肃的残酷甚至恐怖喜剧表面上皆大欢喜的结尾往往并不能使没受骗的观众那么心安理得……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利的喜剧和他的政治一样,没有但丁式的永久安宁,只有在欲望的无尽挣扎中片刻的喘息。


  

  正是马基雅维利对但丁“喜剧”的根本改变,造就了现代“世界”的新风格。在这个意义上,第一个真正意义的现代诗人不是从悲剧转向喜剧的但丁,而是从言语的喜剧最终通向行动的喜剧的马基雅维利。这样我们就触及到现代喜剧的第二个问题:失去了悲剧意义上的世界,现代人就没有悲剧了吗?面对阴谋者的喜剧毁灭的世界,现代有了自己的悲剧。不过,这个悲剧发生的喜剧世界不再充满了神,而、是空空荡荡,不仅没有神,甚至没有人。在一个真正悲哀的人的眼中,这个世界空得没有任何依靠。在现代最伟大的悲剧中,哈姆雷特对这个世界的处境做了精辟的诊断:“时代脱了节,(The time is out of jonit),时间不再有它自己的“轴极”(cardo),时间也不再是一个圆圈围起一个世界,而只剩下一条孤零零的线让人漫游。戏剧世界本身成了绝对的东西,剧场成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在这个没有了天的舞台上,丹麦王子相信他生来的使命就是要为这个脱节的时代重新找到“正当”。


  

  不过,正像马基雅维利自己说的,喜剧从来不是彻底的“轻”,而是要通过轻给出“重”的教诲。而喜剧的轻之所以能够传达“重”的教诲,就在于构成喜剧的“意外”、“丑陋”或“畸形”,不仅没有给观众带来痛苦,还让他们在逗乐中看到了“正常”、“美好”和“成形”的东西的虚幻、危险、困难乃至痛苦和绝望。


  

  因此,悲剧和喜剧不仅以不同的方式触及了人类生活的轻与重,更是理解人世真理必需的两面:真正有技艺的悲剧诗人,必须同时也是喜剧诗人(柏拉图,《会饮篇》)。悲剧发现的那部分人类生活的真理,在真正向人显现的时候,就不再仅仅是悲哀的。真理不是眼泪。纯粹的悲剧是无声的,真正的哀恸是最私人性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性的,但因此却不能成为哲学,因为它没有言语或理性(logos)。悲剧之所以需要喜剧才能道出它发现的真理(“最美的悲剧”),乃在于喜剧给沉默一个声音,给绝望以言语。喜剧的哲学,在快乐地快乐的同时,也是对悲剧的痛苦真理的承担。站在悲剧的角度看,正是真正的思想将快乐和痛苦混合起来,使人能够在这个可笑的世界中进行严肃的游戏,将它玩成一个最美的悲剧。而马基雅维利在他的喜剧世界中进行了绝望的尝试,由此打开了整个现代世界的根本问题。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基雅维利表面上的喜剧世界才与哈姆雷特的内心悲剧联系在一起。任何真正的喜剧,都是在我们无法直视光时所看见的那个影子,我们借知道影子来思考看不见的光。而任何悲剧都会投射喜剧的影子,即使在一个喜剧世界中,仍然如此。这样看来,喜剧火把下的生活,也能够让我们了解光的存在,毕竟即便是人造的火,仍然要有光。而真正能看懂现代喜剧的人,是那些能够在喜剧的影子中看到光,而不只是火把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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