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据裁判原则的上述价值决定了其在我国确立的必要性，与此同时，该原则的实现也具有充分的现实可能性。一方面，我国具备证据裁判原则实现的立法基础。我国《刑事诉讼法》第6条规定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以事实为依据的前提应当是以证据为根据；同时，我国刑诉法第46条还规定了“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的原则，这些规定与证据裁判原则均具有实质上的相通性。另一方面，近年来学界对证据能力、证据规则、证明标准及证明程序等问题的研究逐渐深入，为理解和贯彻证据裁判原则提供了理论支持。证据裁判原则是对“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的深化，它应具有证据法基本原则乃至刑事诉讼基本原则的地位；而且，与其他诉讼法和证据法原则相比，该原则应当具有优先性、处于核心地位。[3]
二、证据裁判原则内涵的解读
作为证据法的基本原则，证据裁判原则中的“事实”和“证据”都有着丰富而独特的含义，并以此对证明活动发挥着规范和指导作用。
（一）证据裁判原则中的“事实”
证据裁判原则中的事实，即需要依证据认定的案件事实，或称待证事实；对于没有必要运用证据证实的事实，则不受证据裁判原则的约束。作为证明对象的待证事实通常具有以下特征：一是通常与控辩双方的诉讼主张相联系，是具有一定法律意义的事实，因而构成各项裁判的事实基础；二是均为法律明文规定的事实；三是需要运用证据加以证明的事实。众所周知的事实与推定事实都是无需运用证据证实的事实，亦称免证事实。
在我国，免证事实在理论上通常包括众所周知的事实、司法认知事实、生效判决确定的事实及推定事实等。对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最高检发释字?1999?1号第334条进行了规定。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2条的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被告人身份；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加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可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以上实体法事实需要依据证据认定，受到证据裁判原则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