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表中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通过以上分析，对照1992-2009年湖北与广东、浙江省GDP增速对照表（表四）和1992-2009年湖北与广东、浙江省GDP增速比差曲线图（图二），不难看出，湖北与广东、浙江省的经济增速差距先后经历了扩大——缩小和反超——再扩大——再缩小和再反超四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先后出现了两个转折点，分别在1993年和2004年，而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市场作用之下区域经济格局发展变化的基本趋势和运行轨迹，客观上只是起到了加速器和放大器的作用。第一个转折点的出现，更多基于政策层面的原因，是从有计划商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转轨的经济体制改革所释放的体制活力所致，更多地表现为制度红利，因而这一转折点后的GDP增速差距的缩小、反超过程是短暂而迅速的；第二个转折点的出现，则完全是市场作用的结果，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建立、不断完善并独立运行、发挥市场内在基础作用的结果。

　　四、劳动力供求变化与我国区域经济关系转变的逻辑联系分析

　　令人费解的是，区域不平衡发展的拐点为什么会出现在2004年前后呢？决定它在此时点出现的内在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是资金因素？是市场因素？是技术因素？是政策因素？还是劳动力因素？抑或与以上部分或全部因素都相关呢？对此，我们对上述可能导致我国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拐点出现的诸多因素加以逐一分析，以期探寻出其中可能存在着的内在逻辑联系。

　　首先，就资金而言，或许有一定的内在关联性，但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外向型经济长期居于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主导地位，长三角和珠三角一直是国际国内资金流入密集区域的现实，不难判断出，资金因素绝不可能是威廉姆斯拐点出现在2004年前后的决定性因素；其次，就市场因素而言，回放2004年前后我国经济所处的国际、国内市场环境，当时并没有遭遇较大的变化，内需不振而外需高启，出口依然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重要拉动力量之一，因此，市场因素显然也不是当时我国区域经济格局开始发生转变的决定性因素；然后，就技术因素而言，从历史经验和长期实践观察可知，科技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与经济发展水平直接相关。由科技进步引发的经济腾飞，主要出现在人类发展的纵向时间序列的历史长河之中，诚然也可体现于不同主权国家之间，但在一国之内对于促进不同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拐点的出现而言，其作用是鲜见的。因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科技对于区域发展差距一般没有弥合作用，相反具有放大效应。因此，技术因素应可以排除在外；再次，就政策因素而言，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开始，特别是党的十六大确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增强发展协调性，努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方针以来，我国先后制订并开始实施了一系列实现经济均衡发展的区域发展规划。诸如“西部大开发战略”、“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如此等等的一系列着眼于宏观经济均衡发展的区域发展规划，从制订到具体实施往往横跨两个或以上的国家五年计划且目前均尚处于继续推进实施之中，时间跨度大，实施周期长，加之具备实质倾斜内容的优惠政策措施相对有限，因此实际的远期效果也有待观察。故虽说国家宏观政策的调整，对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威廉姆斯拐点的可能出现，具有长期的政策引导和指向作用，但单纯的政策因素尚不足以导致威廉姆斯拐点的必然出现并且恰好出现在2004年前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