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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供求变化与我国区域经济转变

劳动力供求变化与我国区域经济转变



——基于中部省份与沿海省份的对比分析

熊艳喜;杨云彦


【摘要】文章选取中部的湖北省与东南沿海的浙江、广东两省作为比较研究的对象,解析了我国当前区域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威廉姆斯(Williamson)拐点与二元经济社会发展的刘易斯(Lewis)拐点客观存在之现实,揭示了两者在市场主导下相互竞合且互为因果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对我国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提出了参考意见。
【关键词】威廉姆斯拐点;刘易斯拐点;竞合;启示
【全文】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开始作为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开始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逐渐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为充分发挥临近国际市场的区位优势,抓住世界第三次产业转移的历史机遇,充分利用我国廉价劳动力资源充裕的要素比较优势,我国实施了非均衡发展战略,将东部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和实验区,通过吸引外资和发展出口加工贸易,外向型经济快速成长,奠定了我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国际市场地位。正是出口拉动的结果,市场充分发挥了资源配置效率选择的基础作用,具备空间经济地理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逐步实现了对中西部地区的产业替代和就业替代,因而拉开并渐行拉大了与中西部的发展差距[1]。但是,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带来的要素成本上升,很多外资企业开始向内陆地区进行产业转移,同时很多外商直接投资(FDI)也逐渐将中西部作为投资的首选地区,再加上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逐渐依靠内需,这些因素为中西部地区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有文献发现,我国不同区域的经济增长出现了b趋同[2],这意味着我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差距不再呈逐渐扩大之势,而是出现了收敛。这一收敛过程是伴随着大规模的劳动力从农业向工业、从农村向城市的转移,有学者已经令人信服的证明大规模的劳动力流动是促进我国经济收敛的重要变量[3]。


  

  虽然本文也是从劳动力的视角来研究我国区域经济收敛的问题,但是和沈坤荣不同的是,我们重点关注劳动力的供求关系变化与区域经济关系的相互联系。之所以从这一视角入手,我们得益于刘易斯拐点理论和我国“民工荒”这一社会事实的启发。本文的理论逻辑可以概括如下:伴随着我国劳动力从无限供给向相对短缺转变,使得沿海的劳动力价格大幅度上升,这引发了外国资本和沿海地区内资的投资重点向内陆转移,同时也伴随着产业从沿海向内陆的转移。这种转移为中西部带来了稀缺的资本,再加上这些地区相对较低的劳动力价格,从而为中西部地区缩小与沿海地区的的经济增长差距奠定了物质基础。本文以东部地区“长三角”的浙江省和“珠三角”的广东省以及中部地区的湖北省作为对比研究的对象,以期能够管中窥豹,探寻和发现我国区域经济格局调整和变化的轨迹和趋势。


  

  二、我国劳动力供求:从无限供给向相对短缺转变


  

  1. 理解劳动力供求变化的理论框架:刘易斯拐点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1954年发表其成名作《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劳动力分为无限供给与短缺两个阶段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式。经济学上将联接两阶段的交点称为“刘易斯转折点”。1972年刘易斯在《对无限劳动力的反思》一文中提出了两个转折点的论述。即当二元经济发展由第一阶段转变到第二阶段,劳动力由无限供给变为相对短缺,此时因传统农业部门的压力,现代工业部门的工资开始上升,此时第一个转折点到来;此后,随着农业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农业剩余进一步增加,农村剩余劳动力得到进一步释放,现代工业部门的迅速发展足以超过人口的增长,该部门的工资最终将会上升。当传统农业部门与现代工业部门的边际产品相等时,即工资水平大体相当时,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形成,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此时,第二个转折点到来。经济学上将上述两个转折点分别称为 “刘易斯第一拐点”和 “刘易斯第二拐点”[4]。


  

  2. 我国劳动力供求变化的典型事实


  

  2004年首现于我国东南沿海地区的“用工荒”,是引发我国当前二元经济社会是否已经进入刘易斯拐点这一问题升温的导火索,使之一度成为理论界讨论的热点和媒体爆料的焦点。由于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抑或第二转折点视为刘易斯拐点的态度不一,故学界对中国是否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争论相持不下。“否定说”以王诚[5]、樊纲[6]、周天勇[7]等学者为代表,其以我国当前城市化水平低、农业劳动力总量大、城乡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差距大等为由,拒绝承认中国已经入刘易斯拐点。而吴要武[8]、大塚启二郎[9]、都阳[10]等持“肯定说”的学者则从我国劳动力价格的持续上涨和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论证我国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以蔡昉[11]、田岛俊雄[12]等学者为代表的第三方,前期对我国是否已进入刘易斯拐点未作十分明确的判断,认为我国经济正步入“刘易斯转折区域”是不争的事实。后期蔡昉[13]、王志浩[14]等学者则明确主张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同时申明“刘易斯转折点并不是一个点,不是一个突变。刘易斯拐点实质上就是劳动力市场开始发挥调节作用的时间原点,市场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劳动力供求关系,实现对劳动力资源的区域和产业配置,必然会引发劳动力空间流动,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格局的调整。而市场发挥调节作用的基本前提是劳动力资源开始具备稀缺性,也就是开始实现其供给从无限到有限的根本转换。从这个意义上讲,根据刘易斯界定的“刘易斯第一转折点”看,我国二元经济社会应该已进入了刘易斯拐点。理论界判断我国已进入刘易斯拐点的直接依据就是2003年以后我国劳动力价格出现了持续的上涨。但鲜见有人从区域工资增长的不平衡变化趋势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判断我国当前二元经济社会的刘易斯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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