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美国民事和政治权利委员会就妇女地位向总统委员会所作的报告提出，婚姻是一种合伙关系，每个配偶都作了不同但同样重要的贡献，家务劳动对家庭而言，是有经济价值的。妻子通过家务劳动、子女抚养而对婚姻的贡献，与丈夫维持家计、扶养家庭成员有同等的价值。因此，如果在分割婚姻财产时，实行均等分割将导致结果不公平，法院可以以公平原则代替均等原则。
1960年，日本学者矶野富士教授在《妇女解放的论述》一文中提出，家务劳动不仅有用，还有生产价值。他认为，是否承认家务劳动价值，关系到妇女在社会和家庭中的地位，只要承认妻子具有独立的人格，则妻子应当对于自己的劳动，有要求相当报酬的权利。
英国的《婚姻诉讼程序及财产法》第五条规定，法院基于离婚判决决定财产转移时，应考虑家事劳动的贡献。
我国婚姻法第四十条规定：“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付出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予以补偿。”这一规定只是在夫妻书面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的情形下，尽较多家庭义务的一方有了向另一方请求补偿的法律依据，但这一规定对家务劳动的补偿过于狭窄、苛刻。
我国婚姻法可以在婚姻的效力中作出明确规定，明确家务劳动是为家庭提供生活费，或者说是为了家庭而减少生活费的一种方式，这种劳务行为在婚姻家庭生活范围内，是一种受法律保护的有效的职业性的法律行为，并明确离婚后的家务劳动仍具有职业性的延伸价值，以便有效地保护离婚后生活困难的一方。通过政策和法律导向，最终促使有关家庭角色分工的不平等向平等的方向发展。
在离婚时，作为代表司法制度性权力的法官，拥有很大的裁量权，法官有权界定纠纷中的权利、利益和责任，而判决如果不考虑妻子的家务劳动的付出，往往不一定能反映婚姻期间当事人在家庭中的扶助义务或其他承诺预期。
法律应通过衡量价值、培养法律意识等形式塑造主流的意识形态，在立法、执法、司法等过程中保护女性，同时摧毁不符合社会发展的性别意识形态，发挥影响性别意识形态的作用。
家务劳动有经济价值，离婚时立法和司法应该把家务劳动折换成家庭财产予以分割，如此达成男女的平等。
【作者简介】
董青梅，西北政法大学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