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应将罚金的基准由“销售金额”修改为“货值金额”，因为“货值金额”包括已销售和未销售的食品在内，而且还应该包括半成品。行为人的目的是获利，因此那些尚未销售的产品和尚未生产成功的半成品，将来都是为了要销售以获利的，这些产品的总和反映了行为人生产、销售的规模、行为的持续时间、危害可能波及的范围和行为人的主观恶性，从而客观地反映出社会危害性的大小。因此，以“货值金额”作为罚金的基准能够准确地反映出行为人的全部罪行，做到“罚当其罪”。
2.罚金刑应设定最低数额标准
罚金是刑罚的一种，只有构成犯罪才能适用罚金。在危害行为尚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应当给予行政处罚。因此，罚金的数额应当高于行政罚款，这样才能体现行为的危害性与处罚的严厉性成正比，才能使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协调运行，各就各位，各司其职。我国《刑法》中食品犯罪的罚金刑没有最低标准，只有比例的规定，在销售金额较小的情况下，罚金的数额可能会很低。再来看看行政罚款的规定，《食品安全法》第九章法律责任中规定的最低罚款数额为2000元，对于违法经营的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款。该比例明显高于《刑法》第143条、144条中罚金为“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的规定，两者相较，罚金数额极有可能低于罚款数额，体现不出罚金应当比罚款更加严厉的性质。横向比较来看，我国的罚金数额也是极低的，令违法犯罪的成本过低。美国法律规定，无论金额大小，只要制假售假均属有罪，处以25万美元以上100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并处以5年以上的监禁，如有假冒前科，罚款额可达500万美元。[4]笔者认为，食品犯罪的罚金数额也应明确最低数额，具体数额不应低于《食品安全法》规定的最低行政罚款标准，即2000元。
3．单位罚金的数额应设定限制
我国《刑法》第150条规定：“单位犯本节第140条至第148条规定之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条的规定处罚。”该条对单位犯罪的罚金数额未作规定，采用的是无限额罚金刑。无限额罚金刑虽然具有相当的灵活性，但是其缺陷也是明显的。首先是违背了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罚的法定化，而无限额罚金刑由于其并未明确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从而使犯罪人可能被判处的罚金数额处于一种不确定的状况，因而不符合刑罚法定化的要求。实践中，司法人员无从把握，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也不好监督。其次是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与犯罪应当相对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而无限额罚金刑令法官很难做到罪刑均衡，有可能导致畸轻畸重，使罚金刑的价值不能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