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的范围过窄，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要求
首先，食品卫生标准难以包括营养标准。尽管在《食品卫生法》中也规定了营养的要求，如其中第6条规定“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但即使是在该法内部，“营养”和“卫生”也是处于并列的位置，例如第7条规定“专供婴幼儿的主、辅食品，必须符合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制定的营养、卫生标准”；第9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品”中包括“掺假、掺杂、伪造，影响营养、卫生的”。在人们通常的观念中，也是认为食品卫生标准不包括营养标准在内。其次，卫生标准难以规范一些新的食源性危害。随着社会的发展，生态环境的恶化，以及某些技术革新带来的副作用，新的食源性危害不断出现。这些新的食源性危害根本与洁净无关，卫生标准中的有害细菌或者其他污染物的指标对其束手无策，完全起不到约束作用。比如转基因食品，由于其诞生时间不长，人们对其安全性还不很明确。综上，笔者认为，我国《刑法》第143条应修改为“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足以造成严重食物中毒事故或者其他严重食源性疾患的，处……”。这样，凡是生产、销售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的行为，包括不卫生的、不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的食品以及不安全的转基因食品等，都可以囊括其中，不仅将具有同样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纳入刑法规制范围，而且与《食品安全法》相衔接，维护了立法体系的统一。
二、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中“非食品原料”应修改为“非食用物质”
我国《刑法》第144条规定，“在生产、销售的食品中掺人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或者销售明知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的，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的犯罪对象是掺入（或掺有）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的食品，其属性当然也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但立法者考虑到本罪的犯罪行为在手段、情节和主观恶性上更加严重，而将本罪独立出来，并设置了更为严厉的刑罚，直至死刑。对于这样一个最高刑为死刑的罪名，其犯罪构成应当十分清晰，而且应当能确实反映出是比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更为严重的犯罪，才能达到罪刑相适应。但是，现行立法对该罪的设置达不到这样的效果，难以体现立法者的本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