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我们的话语体系处处透露着对腐败者的宽容和同情。反腐败的刑事法律规则，在实践中正承受着各种“容腐”的观念力量的挤压。这个架势，不像是人民拿起法律武器同腐败做斗争，而更像是腐败拿起法律武器在同人民做斗争了。刑事法律规则反而成为腐败者逃脱法律制裁的缺口。在某些时候，反贿赂的法律不仅不是反贿赂的杀手铜，反而成了受贿的护身符{15}。虽然民意和党的政策都一致地要求严惩腐败，不放纵一个腐败分子，但是这种美好的愿望没有落实。在打击腐败的具体司法操作环节上，我们事实上贯彻的不是最大限度打击腐败的原则，而是最低限度打击腐败的原则。我们倾向于对法条和词语做最狭义的解释。在我们咬文嚼字的时候，我们已经有意无意地背离法条、法意和法的精神，忘记了我们与腐败做斗争的立法初衷。所以反腐败的困难，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观念问题。观念不进一步解放，法律技术能发挥作用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法律技术面临的困境，如果没有高于法律规则的正确法律理念之光的照耀和鼓励，我们很难走出法律规范的森林，也无法超越我们自己给自己设置的规则障碍。因为任何更大一步的改革都会遇到很多条条框框的挤压。而这些障碍，不是联合国给我们设定的，也不是腐败者给我们设定的，而是我们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跨越这些障碍是件很困难（或者很容易）的事。每当这种时候，我们就会期待某种外力的推动，比如联合国公约的引导、国际社会的帮助，政治家智慧的引领和政治领袖的推动等，否则法律规则难有更大作为。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说我们现在不是“要不要”如何如何的问题，而是“怎样”如何如何的问题。这个句式可以套用在几乎所有的社会问题上。但是有的时候，这个听起来很有道理的说法事实上并不像乍听起来那么有道理。把话倒过来说可能更有道理。比如反腐败。“我们现在不是要不要彻底反腐败的问题，而是怎样彻底反腐败的问题”，这句话听起来是很有道理也很有力量的，但是，如果倒过来说“我们现在不是怎样彻底反腐败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彻底反腐败的问题”似乎更有哲理。因为，只有观念到位，法律规则和技术措施才可能到位并有效发挥作用。反之，如果规则是好的，但是观念不到位，规则必然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面临被规避、篡改、肢解和架空的危险。
四、观念解放技术
30年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腐败者已经在犯罪的时间（如在位办事，离职收钱）、主体（如自己办事，子女收钱）、方法（如各种新型受贿形态）等各方面进行了犯罪技术升级，而法律技术还在原地徘徊。法律已经跟不上社会生活的进步，或者说跟得很累很勉强；反腐技术也没有跟上腐败技术的更新脚步。腐败障碍不多，而反腐障碍太多，腐败的成本很低，而反腐的成本很高。从长远看，对于腐败的刑法规制，只有抓住本质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反腐败立法在技术上应该放弃过去罗列主体和具体行为的模式，而用抽象的方式从主体、客体及行为的本质上定义犯罪。因为虽然腐败犯罪的手段不断翻新，但是腐败行为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抓住本质，才能以静制动，从容应对正在发生的乃至将来发生的同类犯罪行为。
现存的很多观念、理论和语词体系是在对腐败有着“高容忍”的环境下产生的，而我们的目标是由对腐败的“高容忍”逐步走向“低容忍”。那些旨在尝试实现“低容忍”的刑事法律技术，在目前“高容忍”的规则体系中必然处处碰壁。这个时候，必须跳出现有法律技术的狭小空间，修正一下我们的价值体系，以给“低容忍”的新规则释放出一些生存空间。在现有的规则中绕来绕去是没有前途的。我们应当以《公约》为契机，对现有反腐败刑事法律规则的构成要件做实质性的修改。仅以贿赂为例，起码应当重新统一表述犯罪主体，取消受贿罪的“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规定，取消行贿罪的“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规定，将贿赂的范围扩展到包括非物质性利益在内的一切不正当好处，将贿赂的方式扩展为明确包括“许诺给予、提议给予、实际给予”三种方式，从而真正拓展刑事法律对于贿赂的有效司法控制，同时也与《公约》保持基本一致，兑现国际承诺，履行国际义务。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党中央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的目标，才能无愧于国家，无愧于时代。为此，应当以《公约》为契机，进一步解放思想，用先进的观念引导刑事司法的发展。
具体而言，首先，在犯罪主体方面，笔者赞同将受贿罪主体改为“公职人员”的观点，因为公职人员这一概念更能准确反映受贿罪的本质特征和内在要求—从事公务，有利于避免司法实践中再以传统的身份论认定犯罪主体的片面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