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日本判例集的编纂
这个问题刚才和杨立新老师交流时也提到，现在人民大学民商法中心也在协助最高法编著案例指导，我想介绍一下日本判例集编撰时如何进行、如何考虑等问题。我个人感觉，在日本判例集的编委会或审查会，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有点像我们的审判委员会。但是，注意一点日本不是事前审查，而是事后审查，事后来评判判例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在中国的古语中，既存在三个人顶一个诸葛亮的说法，也存在三个人都没水喝的情况（三个人都不担水，都怕担责任，这样又得不出一个结论来）。所以说，到底是个人负责制好还是集体共同承担好？我倒挺注重这一点。日本在1921年大审院院长创设了大审院判例审查委员会，并制定了大审院判例审查委员会的内规（内部规定）。
第1条：判例审查委员会是为审查大审院的判决（例）而设置的审查委员会。
第2条：审查委员会由会长和不超过14名审查委员组成。
第3条：会长由大审院院长担任，审查委员由大审院的部长和法官中选任。
第4条：判例审查委员会中设立民事部和刑事部，会长决定属于各部的委员，并从中指定一名主任。
第5条：属于各部主管的判例在各部的会议上评审决定，会长认为有必要时需要在总会上讨论决定。
第6条：会长是会议的议长，会长因故不在，由各部主任或者会长指明的委员任议长。
第7条：各部的会议非由所属委员2/3以上、总会非由委员1/2以上才可召开，过半数出席委员即可表决，意见不同、人数相等由议长决定。
第8条：判例审查委员会的若干书记员由会长从大审院的书记员中选任，其所属也由会长决定。
大审院的内规，后来虽然有所修改但都没有很大的实质性改变。后来，二战后改为最高裁判所之后，同样还是有判例审查委员会的内规存在。
当时在成立判例委员会形成了判例审查的方针或者成为判例审查委员会判例运用的方阵，体现在3个方面：
首先，法律解释要以法律条文为基础，必须阐明其精神，避免拘泥于枝节的弊病。
其次，必须尊重法理，保持社会纪律的调节，防止研究停于形式伦理、论理的弊病，特别不要遗漏尊重道德规则，考量经济上的原则。
第三，确立保持民事裁判与刑事裁判的调和。因为当时日本还是存在刑诉附带民诉的，后来修改了这一条。在这之前，大审院还照会日本律师协会，要求其提供对判例审查的意见。律师协会提出的意见书主要内容时：第一条是排除形式上的论理主义，以精神的理想主义为准进行判例的审查整理；第二，依据社会的实际情况，以适合国民的实际要求进行判例整理；第三，判例整理要以道德为基本，以实现法律精神为主。其中提到一点，日本在法院判决以及法官的法律解释问题上，还有个比较重大的任务就是调节其制度的两重性质。这和中国有一定类似，市场经济下的法律制度基本上来源于欧美，在中华文明的基础上有着先天对法治抗拒的传统。那么如何调和这两者？这是日本法官在进行法律解释时考虑比较多的问题。实际上在我国也存在这个问题，如何综合考虑这些问题？裁判所在一定程度上如何用判例防止司法上的过界或者说过于激进或过于保守？再举个例子二战后日本是在美国占领之下，将家族法改为亲属法，日本原来的家族法是以家为本位、以家父家长为核心的基本单位构造；麦克哈森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就是从家族角度形成的，因此坚持要改为亲属法。这其中很大的变化在于增加了法官可以判决离婚，但是判决离婚在最高裁判所冻结了20年，到1986年最高裁判所才正式出来了一例判决离婚的案例。这也出现了在判决离婚中规定了三个前提条件，最高裁判所考虑的是：第一，在当时的情况下虽然这个制度非常理想，但是当时社会对于离婚的女子还是有贬义的，（日本的社会状况可能比中国发展的更快一点，当然现在对于结婚离婚的观点社会上就没有什么偏见），但是当时做出这样的判决对于女方是不公平的；二十年后如果坚持不判，又会造成新的问题，日本社会新的男女平等的调整、离婚赔偿问题的解决等，很好地解决了女子生活地位、生活条件的问题，这时如果不判决离婚的话又会带来新的问题，这会成为配偶一方的报复手段，永远达不成离婚的状态从而新结婚，这也会给社会带来新的复杂的社会问题。所以，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最高裁判所判了。这也体现出法官在判例的运用上怎样调节社会和法律的差距的问题。判例审查委员会开始还想对之前的判例进行一些审查，但是当时书写工具有限，因为作业量过大并未有具体说明。真正判例的审查对象主要为1922年大审院成立后的判决，以及这些判决如何被登载到判例集上。这是大审院时代的判例的编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