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会发挥作用还在于“劳工”标准的确定，尤其是在国有企业、国有控股企业中。由于我国的劳动立法将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者”与政治、社会意义上的“劳动者”混同，《工会法》第3条将“以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作为界定工会会员资格的唯一标志，以致实践中出现国有企事业董事长、总经理等高管人员亦加入工会的怪像，严重影响工会的利益判断。应当明确，工会的本质是雇主相对人的团体，只有雇佣劳动关系中处于被管理方的雇员方有资格加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经营负责人、代表企业主处理有关劳动事物之人等，因其是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与企业主一样，同属“雇主”行列，不得加入工会。“雇主地位在劳动法上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享有对劳工的‘劳动请求权”和‘指示命令权’。”{13}(P97)因此，谁对劳动用工、工资设定等直接关系到劳工切身利益的重要事项拥有决定权，谁就是劳动法意义上的雇主，非仅限于企业主。
其次，必须重新梳理工会与党、政府的关系。当前工会具有浓厚的官办色彩，整个工会系统对党政部门存在直接的依附关系，是直接接受各级党组织领导的政治团体，无论是在组织序列、机构设置还是人事任命等问题上，工会都完全或基本上接受同级党委的安排与制约。作为党和政府的外围组织，工会自身也习惯于以党的群众工作系统的身份而出现，承担着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的政治任务，扮演着党的办事机构、政府职能部门的角色。该种模式或许与党领导革命、组织计划经济建设相适应，但演变至今，其直接后果是导致工会工作已从一种职业变成一种行政职务，进而丧失必要的群众基础。
从工会与党的关系来看，工会与党无论是任务、职责还是价值、利益出发点均有所不同。工会是劳动关系中劳工权利、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作为群众性组织，工会代表劳工团体在劳动关系中的具体利益。而作为执政党，其关注的应是国家整体利益、宏观利益，担负起公共利益的代表者、维护者的职责，以平衡、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冲突，绝非仅代表某一阶层的利益。由此所决定，二者应有合理的分工。探讨工会的独立性并非抛弃党对工会的领导，但这种领导应限制在宏观的政治领导与规则的制定方面，而非越俎代庖，直接深入到劳动关系中的具体经济利益安排。
同理，在工会与政府的关系上，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拥有者，其与工会的关系应是政府和它管辖下的社会团体的关系。工会依法独立开展工作，维护、表达职工的利益诉求，对此，政府不宜妄加干涉。作为政府，其职责在于为工会运转、为劳资集体博弈建立公平、公正的规则，保证工会活动的合法性、独立性，保证工会不受其他组织尤其是雇主团体的侵害；在市场各主体之间发生利益冲突，尤其是发生劳资利益冲突时，政府应恪守中立原则，居中协调，尽量让市场主体自行解决彼此利益冲突。如此，不但不会妨碍，相反将极大促进劳资关系、以致社会关系的稳定，完全符合国家维护社会稳定的政策目标，对政府本身的形象亦极为有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