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律师提出，“全国人大的权力一直由国务院在行使，国务院再授给财政部，财政部授给国家税务总局，国家税务总局放给各省市，一直到县以下的开发区管委会”。这也是对我国现行征税权划分不了解的表现。全国人大已经在行使很多税收立法权，并且正在更多地行使税收立法权，如2011年将《车船税暂行条例》上升为《车船税法》，以及正在研究起草《增值税法》等。国务院更是税收立法权的重要行使者，授权给财政部的只是很小的一部分。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是两个平级部门，不可能出现财政部授权给国家税务总局的现象。目前我国的征税权主要集中在中央，不存在“国家税务总局放给各省市，一直到县以下的开发区管委会”现象。还有文章指出：“2007年印花税突然由1‰上调至3‰，都由财政部说了算，不见任何授权”。这一观点也是站不住脚的。印花税税率的每次调整都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包括2007年5月30日对印花税税率的调整，财政部并没有相关权力。或许是因为每次税率调整的通知都是财政部发布的，社会才会“感性”地认为是财政部在行使这一权力。有文章指出，“税收立法避开全国人大，形成了上行下效的局面”，因为“中央一般都把税收立法权下放到地方政府，地方人大很少有机会参与”。这一观点更是不分前因后果，牵强附会。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国务院即使下放税收立法权，也不可能下放给地方人大，只能下放给地方政府。不是国务院不想下放，而是国务院无权下放给地方人大。
征税权的合理划分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重大问题。我国征税权的划分的确有不合理之处，但我们应当在整体发展中来看待这个问题。从国家整体立法权的行使来看，全国人大和地方各级人大在越来越多地行使立法权。当然，在税收立法权的行使方面，人大还显得比较落后。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全国人大已经在越来越多地行使税收立法权，《车船税法》的制定就显示出我国未来主要税种，甚至全部税种的立法权都要由全国人大来行使的趋势。因此，从整体发展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主要领域的立法权都已经集中到人大的手中，只是税收立法权稍显落后，但离税收法定主义的目标已经不远了。
在任何人都可以发表言论、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舆论领袖的网络时代，一些网民似乎越来越缺乏理性。但是，无论到什么时候，学者都应当保持理性，既不刻意迎合政府，也不刻意迎合网络民意。学者的职责是对头脑发热者浇上一盆冷水，让他们冷静下来，让社会理性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