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历史上对于思想的压制。典型的一例是厉王止谤，控制言论。《史记·周本纪》：“王行暴虐侈傲，国人谤王，召公谏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及监谤者，以告则杀之。”造成“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的大好和谐局面。《左传·定公九年》：“郑驷颛杀邓析，而用其《竹刑》。”驷颛杀邓析的原因，据《荀子·非十二子篇》：“不法先王，不是礼义，而好治怪说，玩绮辞，甚查而不惠。辩而无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为治纲纪，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民，是惠施、邓析也。”《吕氏春秋·离谓》说邓析教人学讼：“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韩非子·和氏篇》云：“商君教秦孝公以连什伍，告坐之；燔诗书而明法令。”烧掉诗书，目的当然是为了统一思想，防止异见。《史记》云：齐人淳于越进谏，“始皇下其议丞相。丞相谬其说，绌其辞，乃上书曰，‘古者天下散乱，莫能相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别白黑而定一尊；而私乃相与非法教之制，闻令下，即各以其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非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不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诸有文学诗书百家语者，蠲除去之。令到满三十日弗去，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者，以吏为师。’始皇可其议，收去诗书百家之语以愚百姓，使天下无以古非今。”《史记·六国年表》：“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宋儒列传》：“秦之季世，焚诗书，坑术士，六艺从此缺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在愚民政策上打转
易白沙在《帝王春秋》一书中谓：“孔子死后，至汉高祖始受太牢之祭，至武帝始罢黜百家，至王莽始封侯爵，至曹丕始有学宫，皆为独夫民贼利用孔子专制学术。”
钳制思想、压制异见的典型个案是司马迁冤案。李长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在谈到汉家之忌刻时说：“猜忌和刻薄，几乎成了刘汉家传的法宝。从汉高祖到汉武帝，中间经过文景，面目虽异，骨子却都太像了！黄老之学，也不止文景为然，高祖是序幕，武帝是余波，通通有黄老精神在。说穿了，黄老精神也不过四个字，就是‘外宽内深’而已，也就是表面马虎，与人无争，内心则十分计较，得机即施毒手而已。”“汉高祖要废除秦之苛法，号称‘大度’，号称‘长者’，可是他本人乃是忌刻之极。他对于韩信，即随路收取其精兵，甚而有一次冒充汉使，趁韩信还没有起身，便在韩信卧房里把印符夺走了；他对于萧何，也生怕萧何得民心，迫得萧何故意用贱价买民田，才使他放心而且喜欢了。”文景之治虽然创造了汉代的辉煌，但是，“文帝和景帝，则表面上是最和善，最仁慈的，但其实那真相却正相反。文帝，不用说，是对于黄老之术最精的人，他的谦让和宽厚都只是手段。那时的政治家如晁错，如贾谊，如张释之，也都是申商刑名之学的法家，这是他的周围。周勃出了狱以后，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这时是文帝三年（公元前一七七年），可见那时的法也何尝宽？”“文帝如此，景帝也差不多。他在位只有十六年，比文帝还少七年，可是那种外宽内深的作风，酷肖其父。”他杀了许多游侠，将晁错骗去斩了，还将周亚夫逼得绝食五日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