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减轻处罚适用随意
关于职务犯罪案件中量刑的适用，刑法规定了各种从重、从轻、减轻与免除处罚的情节，其中有的是应当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的是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在职务犯罪案件中，量刑存在的最大问题，一是混淆了量刑情节中“可以”和“应当”的界限，把“可以型”情节，当作“应当型”情节适用；二是减轻处罚的幅度问题，在《刑法修正案（八）》之前，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中均未明确规定减轻处罚的具体幅度，唯一减轻处罚的权威解释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于1990年4月27日作出的《关于如何理解和掌握在法定刑以下减轻处罚问题的电话答复》，但该解释只明确了减轻处罚是指低于法定幅度中的最低刑处罚，而对于减轻处罚的幅度未做明确界定和解释。在较早前的1984年3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关于办理劳改犯、劳教人员犯罪案件中执行有关法律的几个问题的答复中》的司法解释中，曾经有对加重处罚如何适用的解释，其中第3条对怎样适用加重判刑，明确指出“在法定最高刑以上一格判处”，即加重处罚不能无限制加重，该司法解释虽然只是关于加重处罚，但加重处罚是与减轻处罚相对等的，有着适用上的密切关联，对减轻处罚可以参照此答复的精神适用，反向推论，减轻处罚也应在法定刑以下一格适用。但因该答复中的相关内容已在刑法、刑诉法中作出规定，于2002年2月25日被废止。正因为司法解释没有对减轻处罚的量刑幅度作出明确界定，实践中赋予了法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在职务犯罪案件中突出表现是对减刑处罚的量刑幅度毫无节制，虽然减轻处罚没有降一格还是降几格处理的规定，但是司法人员根据刑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避免使量刑结果同所犯罪行相差过于悬殊是必须的。然而经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的贪污贿赂职务犯罪使用减轻处罚时，无限制降格量刑，使原本该判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被减刑处理后，突破了7年徒刑、5年徒刑的刑罚格级，一降到底，直至最后连实刑都不适用，直接判处缓刑，这样的减轻处罚明显违反了罪刑相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3．定罪量刑标准失之于宽
在查办财产型职务犯罪中，担负侦诉职责的检察机关和担负审判职责的法院，由于在定罪定性一些问题上的认识不同，导致对案件的认定和处理上的不同结果，同样问题也出现在检察机关内部的侦查部门与公诉部门之间，在职务犯罪案件经历的侦查、公诉、审判三个阶段，往往是后一阶段比前一阶段定罪掌握标准较宽，稍有疑议，即不予认定，客观上造成了判决时的犯罪事实和数额与侦查阶段相比相差甚远，当然这不排除有些情节确是由于证据不足事实不清无法认定，但也有相当案件存在着认定随意，或该认定不认定的情况。
（1）犯罪未遂数额不认定
对于像贪污受贿这样的职务犯罪，在未遂情况下，犯罪数额如何计算？理论界有不同观点，有观点认为，不能把贪污罪未遂、预备、中止涉及的金额作为处罚金额，司法实践中也采纳这一观点，不把贪污受贿等犯罪未遂当作犯罪处理，笔者认为这是不合法理的：一是我国刑法总则对犯罪未遂的定罪处罚作了概括性规定：“对于未遂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这一规定对于分则的犯罪是普遍适用的，贪污受贿等职务犯罪也不例外，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我国刑法分则规定的犯罪，即使未遂，均应定罪处罚，犯罪未遂只是量刑情节，不是定罪情节；二是对于与贪污受贿犯罪同属数额犯的盗窃罪、诈骗罪等，在司法实践中却常见犯罪未遂而被处罚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3月17日发布施行的《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或者国家珍贵文物等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从这一规定看，盗窃未遂并非一概不予处罚，只不过有情节限制。司法实践中对于盗窃罪、诈骗罪等犯罪未遂情况，只要能确定未遂数额的，都按犯罪处理，只是在量刑时比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理，而对于贪污受贿等犯罪的未遂犯，不按犯罪处理，显然有失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