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醉驾肇事案”中，影响量刑的因素，应包括以下方面：1．危害后果：死伤人数及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2.犯罪情节：除了醉酒驾驶这个情节外，是否还兼具有无证驾驶、超速驾驶等在道路上危险驾驶的情节;3．主观心态：故意还是过失。如果是故意，那么，不希望、也不积极追求危害后果的发生的间接故意，与直接故意相比，主观恶性较轻，人身危险性不是很大;4．悔罪态度：归案后是否有真诚悔罪的表现，是否能够积极并有效地赔偿被害人的损失。
在此类案件中，值得注意的量刑情节是，在严重醉酒状态下，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其刑事责任能力客观上有所降低，这个情节该不该或能不能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最近的“成都孙伟铭案”二审判决书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在说明无需判死刑的理由时，该判决书特别指出，“其犯罪时处于严重醉酒状态，对自己行为的认识和控制能力有所减弱”，综合衡量其他因素，“孙伟铭尚不属罪行极其严重必须施予极刑的罪犯”，“依法可从轻处罚”。笔者认为，这个理由虽然符合行为人当时的实际情况，但从从严惩处醉酒驾车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的角度来看，实属不当。自愿醉酒型的醉酒肇事，从来都是各国刑事政策从严治理的对象。醉酒是明知处于醉态仍驾车上路，本身就属于暗含了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的“高危驾驶”。出于保护社会利益的需要，对这类犯罪应从严惩处，而不应将醉酒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如果把醉酒作为从轻处罚的依据，那就无疑是对醉酒肇事的纵容和包庇。
四、“醉酒贺车造成重大死伤”事件的立法对策
（一）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的“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该条规定过于粗疏，应按照醉酒的不同情形，作细化规定。如：因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而导致醉酒的，可以免除或减轻其刑事责任；对于故意或过失自陷于醉酒的，不减免其刑事责任；对于有预谋地自陷于醉态，利用醉态实施危害行为的，应从重或加重处罚；对于常习性酗酒作案的，应从重处罚；对于病理性醉酒或慢性酒精中毒的，应区分完全无责任能力人或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免除或减轻其刑事责任。
如果既往有过病理性醉酒史的人再度饮酒，并出现了同样的醉酒症状，也造成了危害结果，对这种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认定就不能再按病理性醉酒处理，而应以普通醉酒论。因为虽然醉酒症状为精神疾病等位状态，但对饮酒的主观心态已经改变，所以责任能力的性质也能随之发生了变化。{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