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限制我国重刑化路径的理性抉择
1．死刑重刑化改革之反思
(1)适当减少死刑罪名
我国以前的刑法立法，基本上都是在做“加法”，死刑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刑罚总量加重，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社会转型，这个过程中各种社会矛盾、暴力犯罪不断涌现，动用刑罚手段似乎更为符合我们的惯性思维。但从司法实践来看，刑法规定的68个死刑罪名，有些罪名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而且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适当取消一些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不会给我国社会稳定大局和治安形势带来负面影响。因此，刑法修正案（八）建议取消近年来较少适用或基本未适用过的13个经济性非暴力犯罪的死刑。具体是：走私文物罪，走私贵重金属罪，走私珍贵动物、珍贵动物制品罪，走私普通货物、物品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盗窃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罪，盗掘古人类化石、古脊椎动物化石罪。以上拟取消的13个死刑罪名，占死刑罪名总数的19.1%。
刑法修正案（八）这次取消13个死刑罪名，对中国未来立法的影响是积极的，表明了中国刑法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也是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对死刑问题一直都很重视，除了司法机关慎重适用死刑以外，立法上也致力于严格限制死刑罪名。这次削减的死刑不涉及贪污、贿赂罪。客观地说，和普通经济犯罪比较，贪污、贿赂罪有一定的特殊性，其除了有侵犯财产的性质外，还有损害国家公职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公正性的成分，动摇公众对国家工作人员的信赖，甚至动摇我们的执政根基，因此，和市场交易中出现的经济犯罪相比，危害要大一些。但并不是说这次没有取消，以后就要永远保留。在今后合适的时机，也应考虑取消贪污、贿赂罪的死刑。此外，刑法修正案（八）对死缓的减刑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这主要是因为以前死缓和无期徒刑的实际服刑期是差不多的。死缓罪犯的平均服刑期大概18年，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平均服刑大概15年。但死缓是非独立刑种，是死刑执行方式的一种，本来和无期徒刑有天壤之别，但死缓的实际效果和无期并没有多大差别，所以这次对死缓减刑进行了严格的限制，也使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的结构关系更为合理。
(2)明确死刑的具体适用标准
上文论述了死刑适用标准的模糊，可见我国刑法立法应当明确、细化“罪行极其严重”的适用标准，以此来限制法官对死刑的适用，从而达到限制死刑的目的。究竟如何理解和掌握“罪行极其严重”这个死刑法定标准，笔者认为要抓住以下要点：
首先，“罪行极其严重”，是适用死刑的唯一标准。对任何被适用死刑的犯罪分子，都必须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犯罪性质、情节、危害后果、主观恶性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真正达到“极其严重”的程度，才适合用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