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法定最高刑为死刑、无期徒刑的法定刑幅度大量增多，刑罚趋重配置的倾向较为明显
这类法定刑幅度中，最低刑有的为7年，有的为10年，但上限却是生命刑或无期徒刑，这类法定刑幅度的多寡是评价一个国家法定刑配置情形的重要指数。在我国1979年刑法中，此类幅度的法定刑共计20个，但在修订后的刑法中，却陡增至65个，是前者的3倍多，仅凭这一项，我们就无法将修订后的刑法归人轻刑结构的范畴。
（三）法定刑档次的分解不合理
个罪法定刑上、下限落差大小与法定刑幅度个数不相应，即落差大分解个数少与落差小分解的个数多。就前者而言，在修订后的刑法中，有相当部分的犯罪中有两个法定刑幅度：如暴力危及飞行安全罪，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违法发放贷款罪，非法出具金融票证罪，对违法票据承兑付款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职务侵占罪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等，法定刑跨度为拘役与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落差较大。但其只被划分为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与5年以上有期徒刑两档。而持有、使用假币罪、保险诈骗罪等的法定刑跨度同样是拘役与5年以下有期徒刑，却被划分为三档。显然，两相对比，两分法不符合幅度大、分档细的规则。因为对如此大幅度的法定刑只分为两档，下档的上限过高、上档的下限过低，容易导致严重性相距明显的轻罪与重罪被同样处刑，违背轻罪轻刑、重罪轻刑的罪刑均衡原则。
就幅度小分档过多而言，修订后的刑法中的少数犯罪的法定刑跨度虽大，但与其他犯罪的法定刑幅度相同，其分档的级数却多于幅度相同的犯罪的法定刑。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法定刑仅为拘役至无期徒刑，跨度并非最大，但被分为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2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7年以上有期徒刑与15年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四格；贪污罪的法定刑为拘役至死刑，其跨度与前罪同，亦被划分为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5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1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与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四格。而伪造、出售伪造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法定刑跨度为管制至死刑，大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贪污罪的法定刑幅度、但只分为三格。相比之下，四分法因分档过多而有其不足。一方面，分档过多，各档的幅度较小，必然导致上档幅度过小，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最上档法定刑仅为15年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盗窃罪的最上档法定刑仅为无期徒刑或死刑，贪污罪的最上档法定刑则为绝对死刑。由此而来，必然导致同处上档但严重程度悬殊极大的不同种罪被同样处刑，出现异罪同罚的局面。另一方面，四分法反映了立法者过分追求刑法明确化的倾向，但是法律的明确化本身是有限度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