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案》将社区矫正正式纳入刑法典，是我国社区矫正制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使一直游离于法律之外的社区矫正开始为刑法所认可，并将通过刑事途径推行社区矫正的贯彻和执行。此次刑法修正对社区矫正的意义重大，但应看到，社区矫正被纳入刑法的同时，还留下一些问题和不足。
首先，执行主体需要明确。根据刑法规定，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应该是罪犯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在《草案》中立法者对此也没有明确。因此，从法律上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应该是公安机关。但是，从司法实践看，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并没有公安部门的参与，而是由各地司法局下属的司法所集中负责。这就导致法律规定与司法实践相脱节的情形，对于维护刑法的严肃性极为不利。更重要的是，由于司法行政部门做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于法无据，就会导致执法主体缺乏强制性保障。并且，由于主体不适格，很多地方司法所在从事此类工作时，得不到其他机关的配合和协助，致使社区矫正工作的开展充满困难。鉴于因主体不明而给社区矫正的执行带来不便的现状，就需要在立法当中予以明确。就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发展状况看，作为一种刑罚制度，社区矫正已经开始为社会所接受，并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广，由此，社区矫正的发展会逐渐规范化。另外，社区矫正是一种监外执行措施，面对的是情节轻微、人身危险性小的犯罪群体，这些都决定了社区矫正的执行主体应异于其他刑罚制度，而不应由公安机关担任执行主体。因此，将社区矫正的执行权力交由司法行政部门实施更妥当。
其次，实施人员还需调整。从我国司法实践看，一直由司法行政部门内部的工作人员在担任社区矫正的职责，并由一部分社会志愿者协助工作人员从事社区矫正。但是，从目前来看，在社区矫正实施人员方面，还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第一，司法行政工作人员和社会制原则普遍缺乏，这既和行政部分的编制不足有关，也和整个社会对社区矫正的认识不足有关。第二，司法行政工作人员缺乏对社区矫正的理解和认识，因此，需要对从事该工作的工作人员予以培训，其才可以切实履行相应的矫正职务。为了解决人员短缺和素质不高的问题，需从立法层面设置专门的社区矫正实施人员，其中，社区矫正官制度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社区矫正官制度在西方司法体系中已经比较成熟，在我国的一些地方也有试点，因此，该制度的引入和建立具有充分的实践依据。比如，加拿大专门配备了社区矫正官，并对假释的管理和纪律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为了做好对假释、缓刑、法定释放人员的矫正工作，联邦矫正局配备了500多名社区矫正官，专门负责从联邦监狱假释出去的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各省也配备社区矫正官负责各自监狱出去的假释人员的矫正工作。{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