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主张保安处分的刑法化，并不意味着否定行政法上的保安处分的合法性，也并不意味着把我国现行法律法规规定的保安措施全部刑法化。“依据司法资源合理配置的原则，我国应该保留一部分行政法上的保安处分，这也是西方大陆法系国家的普遍做法，二者划分的根据是保安处分适用的主体：由司法机关适用的属于《刑法》上的保安处分，由行政机关适用的属于行政法上的保安处分。”[10]所以，我国应该对现行的保安措施进行认真清理研究，对其中符合《刑法》保安处分条件的，应当在经过必要的改造后纳入《刑法》保安处分体系，对符合行政法保安处分条件的，也应当在经过必要的改造后纳入行政法保安处分体系，对其中不符合现代保安处分制度要求、也有悖法治价值和人权保障的保安措施，则应当坚决予以废止，“从而形成我国科学合理、并行不悖的刑法保安处分和行政法保安处分体系。”[11]就处分所涉及的权利内容来说，那些直接涉及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利的措施，应当纳入刑法体系，如劳动教养和收容教育，间接涉及人身权利或者财产权利的措施应当继续由行政机关适用，如禁止执业和禁止驾驶。[12]
2．增设新的资格刑刑种。我国《刑法》中剥夺政治权利的现实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一种政治性的刑罚，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失却了作为刑罚的本来的底蕴。所以，要发展和完善我国《刑法》中的资格刑，首先需要对资格刑的性质予以重新定位，还其资格刑的本来面目：从法律上看，资格刑就是一种剥夺犯罪分子的某些资格的刑罚，其主要功能就是限制犯罪人的再犯能力。。据此，需要在我国《刑法》中新增以下资格刑种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