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是国家行使刑罚权的活动，国家权力的动用不仅具有主动性、普遍性，而且具有强制性，作为被追诉一方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则始终处于被动、防御、受制的诉讼地位，其自由权、健康权、财产权乃至生命权随时面临被公权力限制甚至剥夺的危险，其人格、尊严、名誉等也容易受到不利影响。“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意味着国家在强调追究犯罪、惩罚犯罪功能的同时，要求规范侦查权、起诉权和审判权等国家权力的运用，尊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被害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尊重和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和其他正当权益，而不再将他们仅仅视为协助国家机关办案的主体甚至是国家机关办案的工具或手段。这同时也表明，追究犯罪、打击犯罪不再是刑事诉讼唯一重要的目的和任务，那种“不择手段”、“不计代价”、“不问是非”的追诉犯罪理念和做法已经或者将要成为历史。可以想见的是，在“尊重与保障人权”理念的指引下，刑事诉讼与刑事司法将超越打击犯罪的纯粹工具价值，逐步发挥其在维护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利益，促进诉讼公正和司法公正，实现从制度文明到司法文明等诸多方面的价值和作用。
纵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发展史可以发现，无论是1979年的刑事诉讼法，还是1996年第一次修法以及2012年第二次修法，贯穿始终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就是要规范公权力的行使，避免滥捕、滥诉等侵犯公民权利现象的发生，使公民真正享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此次“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充分反映出我国的刑事诉讼制度继续朝着民主化、法治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我国的刑事诉讼和刑事司法也将更加人性化、合理化。
“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的现实意义
从表面上看，“尊重与保障人权”入法后最直接的受益者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害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但实际上，作为一项宪法原则和诉讼原则，“尊重与保障人权”所要保护的是作为社会成员的每一位公民——无论其身份地位高低，也无论其贫富贵贱的权利和利益，因此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弥足珍贵。
有人可能认为，自己这一辈子都不会犯罪，也不会跟公安司法机关打交道，因此在刑事诉讼中规定“尊重与保障人权”与否与自己关系不大。持这种观点的人无疑是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刑事诉讼相对于刑事犯罪而言，往往具有滞后性，在国家机关确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之前甚至在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之前，任何公民都可能成为国家机关怀疑的对象，都可能被作为嫌疑人、被告人并因此受到追诉，进而被裹挟到刑事诉讼中来，即所谓“你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犯罪，但你永远不能保证自己不会受到公安司法机关的追究”，而一旦作为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受到国家机关的追究，没有人会愿意自己在拘捕、侦查、起诉或者审判过程中，尊严或者人格被践踏，健康、自由、财产乃至生命被无端剥夺。实际上，无辜者被追究责任甚至被判刑入狱一直以来都是困扰刑事司法界的一个无解难题。因此，尊重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权，实际上也就是尊重与保障作为普通公民的所有人的人权。同样，“尊重与保障人权”对被害人也适用，因为作为普通公民，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犯罪的受害者，即所谓“你可以保证自己永远不害人，但永远不能保证自己不被人害”，因而在刑事诉讼中强调尊重与保障被害人的人权，实际上也就是保护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权。同理，“尊重与保障人权”也适用于证人、律师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因为没有人能够保障自己一辈子不充当证人或者不需要证人的帮助；即使不从事律师这一职业，也没有人能够肯定自己一辈子不需要律师的帮助，由此可见，尊重与保护证人、律师等诉讼参与人的人权，从一定意义上讲，也就是保护所有普通公民的人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