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认识统一问题
对于“检察和解”存在的必要性，目前在民事检察领域存在的争议较大。肯定者从维护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作了积极的思考，认为检察和解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原生效判决确定的权利义务的执行进行了变更，较好地解决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符合司法宗旨。否定者则认为检察机关引导当事人对纠纷进行实体权利义务的处理，严重影响了生效裁判的效力，侵害了法院的审判权威，有越俎代庖之嫌；同时，如果当事人对和解协议反悔，检察机关将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处境。
检察机关的积极作为促成了当事人和解，对于这一工作结果，是否需要冠以“检察”字样，也是存在争议的。肯定者认为，检察机关在和解过程中做了积极的、大量的工作，没有检察机关的努力，不可能达成和解，对此和解工作冠以“检察”字样，既是对检察机关积极努力工作的认可，也是对以后如果发生当事人反悔情况，检察机关不回避曾经在和解中所作工作的事实。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否定者认为，尽管检察机关在和解中起了极大的作用，但是当事人对和解事项反悔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和解协议的效力存在问题，不能对抗原生效裁判；有的当事人甚至可能提出当时的和解是在检察官的要挟下达成的，检察机关将难以应对。
关于检察和解的范围，实践中看法不同。对于不符合抗诉条件的案件，包括原生效裁判正确，以及原生效裁判存在轻微瑕疵的申诉案件，可以适用检察和解基本上没有争议。对于原生效裁判确有错误，符合抗诉条件的申诉案件，是否可以检察和解争议较大。肯定者认为，抗诉的目的在于定纷止争，检察和解亦意在解决纠纷，对于此类案件当然可以适用检察和解。否定者认为，此类案件属于抗诉的范围，检察机关应当严格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不能和解。
（四）工作方法问题
检察官如何引导当事人进行和解？这实质上是检察机关开展检察和解工作的方法、技巧问题。有的申诉案件，只要检察官与双方当事人进行适当沟通，说明和解的利弊，当事人往往还是愿意接受检察官建议的。但有的申诉人对法院及对方当事人抱有敌视的态度，要将其引入和解的道路，确实需要动一番脑筋。除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明之以法外，还需要其他的一些手段，诸如利用其所在单位、社区、亲友共同做其工作。尤其是对需要其在权利方面适当让步的一方当事人的工作难度更大。单单是告知其“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是不够的。在实践中，如何提高检察和解成功率的技巧非常重要。如果方法不当，不仅和解的成功率低，而且还可能为和解协议的履行埋下隐患。比如当事人反悔时可能说，当初的和解是在检察机关的胁迫下签订的，或是指责检察机关徇私舞弊、偏袒另一方当事人等等。从目前检察和解的实践来看，检察和解的技巧还相对较少，处于初级阶段。实践中，如果简单的引导得到当事人的认可，检察机关就会继续尝试和解；引导不成功则按照一般审查程序，决定抗诉或者不抗诉，不愿意为促成和解花太多的精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