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起案件引发了法学界以及全社会的共同思考：消费者以所购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为由，以通过媒体曝光或者以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开相要挟，向商家提出天价索赔的行为，是否构成刑法上的敲诈勒索罪？主要有有罪说和无罪说两种观点。我国刑法对敲诈勒索罪的规定采取的是简单罪状的模式，并且目前关于该罪的行为方式尚无明确的司法解释。[3]对于什么样的行为是敲诈勒索，学者们给出的定义和解释不尽相同。消费者以不向媒体曝光作为交换条件，向商家提出超出实际损害的赔偿要求的所谓“维权”行为，在行为特征上确实与传统的敲诈勒索有一定的差别。因此，消费纠纷中的“维权过度”与刑事领域的敲诈勒索成为民刑分界的模糊地带，也成了司法实践当中令人困惑的难题。
二、域外考察
从犯罪的构成特征上看，日本的恐吓罪与我国刑法第274条规定的敲诈勒索罪基本相同。恐吓罪是日本刑法典第249条规定的罪名，它是指恐吓他人使之交付财物，或者以恐吓的方法自己取得或使他人取得财产上的不法利益的行为。
恐吓的手段是以“恶害”相告知，即扬言实施某种足以造成损害后果的行为。在日本，理论和实践中认为被告知“恶害”的种类没有限制，包括通告要在报纸上登载关于人的秘密的事项或者不利的报道。并且只要“恶害”足以使人恐惧就够了，不需要是急迫的、强烈的攻击。另外，不需要实现成为威胁内容的害恶本身是违法的，即使是正当权利中所包含的事项，在将它作为使人交付财物的手段来使用时，也可以成为恐吓行为。例如，知道他人的犯罪事实的人向搜查机关告发犯罪事实是合法的，但是，将这种意思告诉他人，使其作为堵嘴钱而交付金钱的行为，则成立恐吓罪。[4]
在日本，对于在行使权利时采用胁迫手段，迫使相对人交付财物时，是否成立恐吓罪[5]？司法界对这一问题的态度存在变迁的过程。大审院的判例最初认为，权利人作为实行权利的手段而进行恐吓，不是不法的财产取得行为，否定其成立恐吓罪。[6]所以，在行为人对取得部分财物或者财产上的利益具有正当权利的情况下，当财物或者财产上的利益是可分割的时候，仅对权利范围以外的部分成立恐吓罪；如果财物在法律上是不可分的，要就全部财物成立恐吓罪。[7]不久，有判例开始主张这种情况应该成立胁迫罪[8]，但对恐吓罪的成立依然表示了消极说的态度。判例说：“利用恐吓手段来实行权利由于欠缺该罪的构成要件之一：关于财产上的不法利益，所以，不能构成恐吓罪。”[9]但是，在其后大审院的判例中，有判例认为，即使出于行使权利的意思，“在其逾越了社会观念上一般认为被害人应予容忍的程度时，其行为就已经失去了行使权利的性质，因此，没有理由应该阻却恐吓罪的成立”，即在属于权利的滥用时，肯定了其成立恐吓罪。[10]随后，最高裁判承袭了这样的意见，认为“相对于他人而拥有权利的人，只要其权利的实行是在权利的范围内，而且其方法没有超过社会观念上一般认为应予容忍的程度，就不产生任何违法的问题，但是，脱离上述范围、程度，就是违法的，认为其成立恐吓罪是恰当的”。[11]这可以说是现代日本的主导判例。可见，日本判例的立场经历了一个从无罪到胁迫罪，再到一定范围内的恐吓罪的过程。[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