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知最终败诉的几率非常大的情况下，这些大的公司集团等之所以仍然提起诉讼，目的显然不是为了赢得诉讼，而是将起诉作为一种策略，达到警告被告不要行使言论自由权并且也阻止其他人进行类似活动的目的。这类诉讼的实质就是通过玩弄诉讼程序，来对被告进行“司法威胁”、“法律恐吓”，使其不敢行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言论自由、公众参与等权利，最终达到自己的目的。这类诉讼所产生的巨大的“司法威胁”效应，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讲：第一是对诉讼的被告所产生的“特殊威胁”作用，被告往往因为繁琐冗长的诉讼程序而耗尽人力、物力、财力，即使最后获得胜诉判决也无济于事，通常都不敢再就类似的问题公开发表意见；第二是对一般公众和公益组织所产生的“一般威胁”作用，其他公众和组织也会出于对这类诉讼的恐惧而不再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公益组织会收缩或者撤回其在争议问题上的教育、培训项目以及公众援助项目；第三是由于司法成了“威胁”弱势群体和公众的工具，这会严重危及到公众对法律体系和司法机构的信心，最终危及到现代法治国家的基础。
基于这类诉讼对社会所带来的巨大危害，加拿大魁北克省经过3年的立法博弈，最终于2009年通过了第9号法案，对魁北克省《民事程序法典》进行修改，以“防止对法院的不适当利用并提升言论自由和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参与”，这也使得魁北克省成为加拿大第一个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省份。而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早在1992年就通过修改《民事程序法典》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据不完全统计，至今美国已有29个以上的州通过了类似的立法，足以看出在这一问题上法律的发展趋势。
禁止“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立法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两点：第一是司法的提前干预。在原告提起诉讼以后，允许被告向法院提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当然被告应当提交相应的证据；除非原告证明了其获得胜诉判决的合理可能性，否则法院将批准被告的请求，驳回起诉。并且一旦被告提出驳回原告起诉的请求，诉讼程序包括证据开示程序即行中止，防止原告通过繁琐的证据开示程序达到“威胁”的效果。司法提前干预的实质是在审判开始前就对原告所提起的诉讼进行审查，有力地防止了原告通过繁琐的诉讼程序威胁被告的情况发生。第二是新的诉讼费用分担机制和惩罚性赔偿金的创设。一旦原告提起的诉讼被认定为“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而被驳回，那么法院将判决原告向被告支付其由于应诉而产生的律师费用及其他司法程序以外的费用，并且在特定情况下被告还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原告支付惩罚性赔偿金。这一机制能够加大原告提起“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的成本，并且避免被告因为此类诉讼而陷于经济上的困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