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研究方法
很大程度上，方法决定了研究的深入性和结论的可信性，综合运用多种方法有助于揭示问题的实质。在多学科背景之下，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是多样的，但基本上都能落入法学传统的三大研究方法之中，即价值分析方法、规范分析方法和社会实证方法。所谓价值分析方法，是以文本之外的伦理准则、理性认识为尺度，探究人权法学的伦理基础和正当性，并以此作为评判规范和制度正当性的准则，它是应然的、超验主义的。所谓规范分析方法，是以文本规范为基础和依据，包括宪法、法律、判决以及国际人权公约等规范性文件，探究规范本身的内涵和逻辑体系，它是围绕规范展开的，具有文本性和规则主义的特点。所谓社会实证方法，是将规范和行为置于社会的整体语境之下，以实践为出发点展开分析和评价，它具有社会学研究方法的某些要素，具有实然性和经验主义特点。
表2是对研究方法的统计，对于采用一种以上研究方法的少数论文，依其主要方法归类。有人可能认为，人权法学属于形而上的价值分析，与现实的关联性不会很大。但从统计上看，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上表数据表明，社会实证方法运用最多。从逻辑上说该观点混淆了人权价值研究与人权法研究的不同。一方面，人权法以人权为价值基础，人权价值不仅为人权法，而且为各部门法提供价值基础和指引。可以说，价值体系是人权法的根基，是多学科研究不可缺少的共同基础。另一方面，作为法学的人权法学，又必须落脚于“法”上。人权法学不仅要关注形而上的价值问题，更要关注人权制度是如何运行、如何改进的，因而规范分析和社会实证分析必然成为其主要研究方法，对实践问题的关注亦凸显出社会实证方法的意义。
采用社会实证方法的论文最多，也可能与论文的主题分布有关。在表2统计时我们发现，绝大多数刑事司法、特殊群体和国际人权法方面的论文采用的是社会实证方法，有一部分讨论具体权利的论文采用了规范分析方法。为进一步发现研究方法与学科之间的关系，我们统计了上述论文所属的传统意义上的学科领域。
统计表明，属于刑法刑诉法、国际人权法以及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的论文比例为50.11%，而前述采用社会实证方法的论文比例为52.68%，两者非常接近。如果可以认为两者的关系大致对等的话，那么可以说，法理法史、宪法行政法、社会法和民商法等学科的论文存在社会实证方法运用上的不足。事实上，法学内部学科近年来不约而同的出现了综合研究的趋势，虽然趋势还不明显。这其中虽有学科属性的原因，但也表明各学科发展是不均衡的。
（三）关于研究的思想资源
对研究思想资源的分析，样本选取的是2010-2011年的第二类主题“具体权利及其制度”中除译文之外的62篇论文的引注或参考文献，每篇文章中的重复文献只计算一次，共计856条，然后以该文献所属的传统的学科领域进行分类。在统计时只计算学术论著，排除了新闻报道类文章和马列经典著作——尽管后者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并且被引率颇高，但基于它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中的特殊地位，未予统计是为了更好的反映其他学科间的比例关系。
由表4可见，人权法学的主要思想资源还是存在于传统的法学门类中，它们共占65.19%，其中宪法学、行政法学又占有约一半的比例，尤其是宪法学。这与人权法的公法特征有关。值得注意的是，政治学在该统计中占了一成以上的比例，与法理学、法史学几乎持平。人权法学在产生之初与政治具有殊为紧密的联系，尤其是启蒙运动以来的政治思想学说。即便它成为一门法学之后，其实践状况也面临政治现实的影响。不过，哲学、伦理学的比例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而人权原理与哲学、伦理学的关系通常是非常密切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价值分析的适度退却，二是哲学、伦理学的理论支撑功能并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中国传统哲学和伦理学的智慧，似乎尚未引起人权法学者们的重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