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索债型”控制他人人身行为的认定问题
刑法中的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在客观上或多或少表现为采用一定的强制力非法剥夺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虽然学理上通常将非法拘禁罪解释为不采取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将绑架罪解释为采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劫持他人为人质，以此勒索钱财或达到其他目的，但是司法实践中很难简单地凭借客观行为强制力的大小来区分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为了达到控制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拘禁行为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强制性，因而客观上易与同样具有强制性的绑架犯罪相混淆。但两罪刑罚悬殊，绑架罪是典型的重罪，非法拘禁罪是轻罪。生活经验的常识告诉我们，重视考察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所谓债务纠纷，有助于帮助准确定罪。绑架犯罪自古有之，多指那些以绑架为手段勒索钱财的绑匪，而因为生活、经营乃至情感等普通纠纷引发的索要债务型的非法拘禁罪，其犯罪的危害程度显然不能与绑架罪同日而语。如果不注意区分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原因，难免会将某些非法拘禁性质的行为拔高认定为绑架犯罪。
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6月30日通过的《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中肯定了“人质型”非法拘禁罪，即行为人基于某种目的，非法将被害人扣押作为人质，剥夺其人身自由，并胁迫被害人实施一定行为以满足其要求的一种犯罪。其构成特征在于：主观目的是出于解决某种民事纠纷，如经济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所谓“人质”应是民事纠纷的当事人或亲友，与犯罪分子之间关系比较特定，大多有利害关系或经济往来甚至熟识：非法拘禁“人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双方既存的民事纠纷，而不是重大的不法要求。[2]那么对于既不是合法债务又难以归入非法债务的情感之债，又该如何判断呢？当碰到这样的案件，被告人以补偿情感损失为由使用强制手段剥夺被害人人身自由，并向其索要钱财时，我们该如何恰当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例如，某女与某男相处多年，虽无夫妻名分，但为其多次怀孕，后被抛弃。某女难解心中怨恨，雇请多人“绑架”某男，索要青春损失费，后案破，某男身体无恙。[3]对于该案，如果简单套用绑架罪的犯罪构成似乎没有疑问，为勒索他人财物而绑架的，似乎正是典型的绑架罪。但是如此处理实为不妥，这种犯罪与我们通常理解认识的绑架犯罪存在显著差异，已然超出了绑架罪所能辐射的范围。无论是合法之债还是非法之债，体现在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中，都表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利益上的纷争，情感之债介于合法之债与非法之债之间，既然索要非法之债都可以成为非法拘禁罪的动机，那么索要情感之债亦应当可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动机。再结合被告人一方客观行为的强度，被害人人身并未受到明最伤害，以及被害人认可支付被告人“分手补偿费”且谅解其犯罪等多方因素，将全案评价为非法拘禁罪这一轻罪，不仅满足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而且能够实现罪刑均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