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数字化管理的数值选取应当通盘考虑。对于事后的救济措施等，《调查报告》毫无涉及。在这次特大事故中，死亡的赔偿赔偿金由最初的17.2万元，涨到50万元，最后是91.5万元。天津的老大妈就说得好，你这是买大白菜呢，讨价还价。为何死亡的赔偿标准会如此波动不定呢？《铁路事故条例》第23条第1款规定：“事故造成铁路旅客人身伤亡和自带行李损失的，铁路运输企业对每名铁路旅客人身伤亡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15万元，对每名铁路旅客自带行李损失的赔偿责任限额为人民币2000元。”加上1992年修改的《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规定，赔付给旅客最高2万元的保险金，共计17.2万元。但《铁路事故条例》与《侵权责任法》、《铁路旅客意外伤害强制保险条例》与《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之间均存在冲突。最终确定了91.5万元的赔偿额度。按照平等原则的要求，这一额度应当成为类似事故的赔偿标准，方为妥当。在制度设计上，考虑铁路的公用事业性质，适当提高《铁路事故条例》的赔偿标准，并将其作为侵权赔偿的特殊规定上升为法律，或许才是长远之计。特大事故的善后工作纷纷扰扰，我们对此还缺乏足够的经验。在善后过程中，还传闻有奖励提前签约者的激励措施，这实际上是在挑战人性的底线，让生者以死者为生财之道，理应予以谴责。我们应当对这种大规模侵权有个总体的方案，从善后组织与现场处置组织的分离设立、损害的调查和认定、保险和理赔的完善、赔偿标准的完善等方面从长计议。
安全法的制度设计应当有一个综合的视角和通盘的考察，数字化管理只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应与其他机制合理地协调并相互补充。虽然法学包含诸多价值判断的成分，充满着不确定性，但这种价值判断却是数字化管理合理化运作的重要前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