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其他国家的规定相比，我国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相当不完备。例如德国基本法第19条第4款第1项规定：“国家为权利受到公共权利侵犯的人提供司法救济。在没有特别救济渠道时，都可以提起普通的司法诉讼。本法第10条第2款第2项不受本款的影响。”{10}我国《宪法》第41条规定公民行使相应权利针对的是“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公民可以向“有关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而不限于司法机关；公民可以使用的方式包括“申诉、控告和检举”，而不限于提起诉讼。总体上看，该条的内容是以行政权和行政行为为核心的，规定公民的申诉权、控告权和检举权是为了对行政行为进行监督，以达到维护客观的法律秩序、纠正违法行政行为之目的，而不在于对公民受行政行为侵害后主观权利的救济。虽然这一规定包含了行政诉讼，但仅以此作为行政诉讼的依据是相当不完备的。行政诉讼宪法层次的依据不足，是导致对行政诉讼性质认识不清的原因之一。
（二）行政诉讼的实施条件制约目的
1．制约行政诉讼立法目的选择的因素
行政诉讼的性质是决定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内因，而行政诉讼运行的客观环境是制约行政诉讼立法目的的
（1）历史传统
在强调公共利益的国家，国家权力是社会的重心，公众对行政机关的依赖性较高，行政权力强大。行政权的无限扩张不仅会侵犯公民的权利，还会僭越其他国家权力，因此为了保持权力之间的平衡，以司法权来制衡行政权。避免其无限扩张带来的恶果。行政诉讼是制约行政权的一种手段，以监督行政为宗旨。在强调个人利益的国家，公众更加信任法官而非行政官员。公民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侵犯时，希望通过司法途径将案件交给法官解决，因为在他们心目中，法官是公正的代表，一定能保护他们的权益。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行政诉讼只是普通诉讼的一个分支，法官扮演着公民权利保护者的角色。我国社会长期以来行政权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就是要培养个体意识、保障个人利益，行政诉讼制度应服务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救济权利为目标。
（2）人文观念
各国行政诉讼制度虽然本质相同，但在表现形式上却各具特色，究其原因，除了政治、经济的因素外，还有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传统主张“无讼”、“非讼”，父子、君臣之间的伦理关系背后体现的是服从的理念。在这种家国一体的理念下，不可能产生以国家社会二元对立为基础的行政诉讼制度，更难以将行政诉讼作为公民对抗强大的行政权、维护自己权利的一种手段。中国行政诉讼制度是法律移植的产物，制度的移植是简单的过程，而观念的改变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中国传统的文化主张与行政诉讼格格不入，对行政诉讼制度及其文化思想的接受还需要一定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