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对同样犯了伪写、伪作、遗失、盗窃玺及文书等违法行为的处罚，在量刑时为何存在较大差异？究其原因，伪写玺、伪作制书罪的判刑最重，这是因为犯罪者侵犯的人物为天下至尊、权力最大的皇帝。皇帝专用的玺、制书被伪写和伪作，势必给汉代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也就最大，所以，为维护皇权，对冒犯皇权、触犯皇尊违法行为的处罚必然也最重。对伪写彻侯印的处罚与伪写皇帝玺的处罚相同，且比处罚伪写一般官文书罪重，也是因为彻侯的权力较大、地位较高的缘故。彻侯印被伪写，必然也会给国家和社会造成极为严重的危害，所以也要处以死罪。而伪作、遗失、盗窃一般官文书，其影响会比伪作制书、伪写玺及彻侯印要小得多，因此量刑较轻。至唐，文书犯罪的量刑与汉《二年律令》仍大致相同，如《唐律疏议·诈伪》载：“诸伪造皇帝八宝者，斩。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宝者，绞。皇太子妃宝，流三千里”。唐开元年间改玺之名为宝，而且，唐律除了对伪造皇帝之玺者处斩外，还对伪造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皇太子之宝的罪犯处以绞刑，但对伪造皇太子妃之宝者则作出流放的惩罚，显然与其地位低于上述皇室的其他重要人员有关。“诸伪写官文书印者，流二千里；余印，徒一年半。”“即伪写前代官文书印，有所规求，封用者，徒二年。”（《唐律疏议·诈伪》“伪写官文书印”条）唐对伪写一般官印者的处罚较之伪造皇室成员宝之罪轻，仅流放或役徒。而对伪作皇帝之宝者判死罪，另外，为维护皇权及整个皇室家族的权力和地位，还对伪作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及皇太子之宝者也处以死罪，可见，唐律在汉处罚文书犯罪律令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二、采取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对违犯文书规定者进行判罚
有学者对古代判罚原则进行研究指出，“对于触犯不同罪名的多种罪犯行为，是采取数罪并罚原则，还是从一重罪处罚，即采取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直接关系到对罪犯的量刑幅度”。{7} （P25）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具律》载：“□□□□两，购、没入、负偿，各以其直（值）数负之。其受赇者，驾（加）其罪二等。所予臧（赃）罪重，以重者论之，亦驾（加）二等。”{1} （P22）《二年律令·盗律》载：“盗盗囚。臧（赃）见存者，皆以畀其主。”“受赇以枉法，及行赇者，皆坐其臧（赃）为盗。罪重于盗者，以重者论之。”{1} （P16）由以上条文看，汉代的刑法是规定以重罪吸收轻罪进行量刑的，而且，在文书犯罪处罚上也同样采取此方法。
如《奏谳书》所载案例，“大夫犬乘私马一匹，毋传，谋令大夫武窬舍上造熊马传，著（著）其马职、（识）物，弗身更，疑罪。廷报：犬与武共为伪书也”。{1} （P96）“传”是通关的凭证文书。大夫“犬”欲带一匹马过关，但无关传，于是和大夫武合伙盗窃了别人的马传后将自己的马的特征写在上面，结果犯罪行为被发现，犬和武皆被判伪书罪。在这个案例中大夫犬和武犯了两种罪行：一是盗窃官文书；二是伪作官文书。按汉简律令规定：“盗书，弃书官印以上，耐（？）”{1} （P16）“耐”作为一种附加刑总是同其它刑罚一起使用，由于简文缺失，那么对盗窃官文书行为的处罚也应是“耐”再加上另外一种徒刑。[1]按汉简律令规定“为伪书者，黥为城旦舂”{1} （P10），而“黥为城旦舂”罪显然比耐刑处罚重，最终犬和武被判为伪作官文书罪，处以黥为城旦舂，这是汉代以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对文书犯罪进行处罚的力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