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应当注意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关系处理，既要服务于刑法，也要注重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笔者建议从立法一体化的角度进行谋划，即在制定程序法时应当从实体法的角度考量，制定实体法时也需要从程序法的角度考虑，彼此之间的立法应当尽量吸收对方学科专家参加，从而促进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的有机衔接、协调发展。例如，刑法在规定犯罪构成要件以及设计自首、立功等制度时，应当考虑具体的罪名和犯罪事实等能否从程序法的角度得以证实。笔者强调坚持刑事诉讼法与刑法立法一体化、协调发展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一些相关的法律概念及制度往往同时规定在不同法典中，如果不同时对此进行修正，就容易导致彼此法条之间的内在冲突，从而进一步削减法律的权威性。近年来，刑法不断以修正案的方式进行修正和调整，但刑事诉讼法的修改离此前的修改已时隔16年之久。从法律运行的效果讲，刑法的修订需要刑事诉讼法跟进完善，因此《刑事诉讼法》的修改也可以考虑采用单行修正案的方式进行。
六、《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应注意现实可行性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不能过于理想化，而应当尊重现实，注意其在司法执法中具有现实可行性。当下在该法再修改时，法学理论界往往基于理想的、应然的刑事诉讼活动状态，侧重与国际接轨，以致认为《刑事诉讼法》修改草案中有很多规定还不够到位，并且还有许多超前的规定空间。而司法实务部门侧重于现实需要，着眼于解决办案中的实际困难，满足于办案的实践需要，认为法律的修改不能太超前，更不能不顾国家核心利益，即维稳的现实任务完成与惩罚犯罪的历史使命实现。例如，本次草案中“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的规定。关于该项规定，法学理论界普遍赞成，但同时认为规定的还不够到位；司法实务部门基本持反对态度。[28]笔者作为实务人员，认为并非办案机关不愿为，实乃其不能为也。比如，办理贿赂案件，如果离开口供，那么是否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证明此类犯罪？实践表明，刑法中有一些罪名一旦离开言词证据就无法定案。对此，司法实务人员也往往感到无奈。假如按照法学理论界的设计去修法，基本上办案就不存在口供这一证据，那么办案机关最终会无法查明犯罪事实，导致刑事诉讼直接目的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