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主义的兴起与发展，团体纳入法律上的人的范畴成为大势所趋。为了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德国人“从古罗马的故纸堆里发掘其人格理论，……让古老的人格理论死灰复燃的目的，不是为了给相互平等的自然人重新戴上身份区分的面具，而是为了将一经改造的面具戴到某些‘适于成为交易主体’的团体的脸上。”[18]但是，德国人巧妙地避开“人格”这一术语，而独创了“权利能力”概念代之。
据学者考证，现代权利能力观念滥觞于由德国学者萨维尼。[19]萨维尼将把生物人与法律人同一化，他指出：“每个单一的生物人，并且仅仅是单一的生物人，可以享有权利（ècapace di diritto）”[20]。而根据意大利法学家安杰罗·法尔泽阿(AngeloFalzea)的研究，蒂堡最早提出权利能力的概念 (Anton Friedrich Justus Thibaut，1772-1840)，他在1803年在耶拿出版的《潘得克吞法体系》一书中指出：“希望自然地被看作能拥有权利的主体的人，应该拥有理性和意志。”[21]此语中的“能”字，被看作权利能力制度的萌芽。[22]而在实证法上，通说认为，奥地利民法典首先创造并使用权利能力这一概念，而在此之前，并无权利能力这一概念，仅有人格的称谓。[23]
所谓权利能力，是指由法律所确认的享有权利或承担义务的资格，是参加任何法律关系都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不具有权利能力，就意味着没有资格享有权利，甚至也没有资格承担义务。[24]虽然权利能力与人格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但是二者迥然有别。人格与权利能力都具有抽象性，然而，人格具有更高的抽象性，它兼具公法私法内涵“是指人之所以作为人的事实资格……是事实层面上的概念。”[25]人格描述的是人的一般法律地位、一般意义的主体资格，其并不考虑和表达主体得具体享有之权利的范围。有学者所谓的“人格是宪法赋予的……并非民法赋予。”[26]抽象性相对弱的权利能力，表达的则是能够作为权利义务主体的资格，或者叫做可能性。在法律语言中，人们有时也用法律人格代指权利能力。
权利能力是伴随着文艺复兴、理性和自由理念的传播与推广而确立与发展的。理性和自由强调人的价值，强调不仅能够在作为“群体”的人彼此之间的关系中，就此引申出人人平等的观念。在这种理念的鼓舞下，人们重新认知人的存在与意义，随着平等、自由、尊严、博爱、天赋人权等激进思想时代的来临，人们迫切要求摆脱森严的等级制度的桎梏。理性的观念，意味着对人的价值的强调。罗马法的复兴运动为法律制度的变革提供了可能。于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法思想倡导下，生物人与法律人合一，所有的生物人因此都是法律人，籍此实现普世的平等。1781年《人权宣言》第1条所规定的“人生来并且始终是自由的，在权利上是平等的……”，正是这种全社会共识的真实写照。在这种理念的感召下，1811年《奥地利民法典》率先把萨维尼权利能力理论条文化，第16条规定：“每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Mensch）都享有与生俱来因而被看作法律意义上的人（Person）的权利。奴隶制、奴役以及以奴隶制和奴役为依据的权力行使，禁止之”。1867年的《葡萄牙民法典》第1条紧随其后并加以提升，规定：“只有生物人（Homen）可以承担权利和义务。这构成其权利能力或其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