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权”和“版权”对我国都是外来词，这两个词都是来自日本。版权是日本教育家福泽喻吉根据英文copyright译出(1869)。为参加《伯尔尼条约》，版权法正式更名为著作权法。著作权是当时主持法律修改工作的法学博士水野练太郎根据“作者权体系”(droit d''auteur)的概念转译创(1899)。
“版权”与“著作权”分别体现了两种立法模式，先有“版权”保护翻印权(copy right)，后有“著作权”保护作者人身权在内的相关权利，立法的重点转为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从立法思想上看“著作权”要先进于“版权”，从立法的趋势来看，世界上都趋同于重点保护著作权人的权利。随着两大法系的国家加入《伯尔尼公约》以及两大法系的相互借鉴和融合，目前二者在概念上的差别逐渐缩小。
清朝被迫制定的《大清著作权律》以日、美版权法为蓝本，我国现行版权法主要以伯尔尼公约为样板。
四、中国近代版权制度建立及发展
（一）非自发的被迫发展史
中国版权概念、保护追溯至古代，但中国版权制度、版权法并非直接来源于古代。而是在被迫的引进、修改中建立、充实及发展的。李雨峰博士后将版权法成为枪口下的法律，即是因此。他认为，自晚清已降，中国的知识产权立法一直带有浓厚的美国色彩，尽管中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是沈家本聘用日本人起草的，但它却是在美国的敦促下完成的。
之后的民国及其现在的台湾地区的法律，为国内战争获取美国支持1946年签订的《友好通商和航海条约》，台湾多次被美国列为重点观察员后，1989年对版权法进行修订。
新中国的著作权法，自 1979年《中美高能物理协定》、《中美贸易关系协定》压力下，胡耀邦同志批复尽快草拟版权法， 1990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颁布后达成了《中美保护知识产权谅解备忘录》，直到2009年中美知识产权争端因WTO专家组裁决中国著作权法第四条违反伯尔尼公约和TRIPS规定， 2010年著作权法被迫将第四条非法出版物的删除、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