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列出的12个方面，涉及到15个条款的规定，可以看出新刑诉法把1996年刑诉法关于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的抽象规定，已经基本上实现了具体化和法典化，它贯穿于刑诉法的全过程，充分发挥了立法者对诉讼监督的高度重视。但是，关于强化诉讼监督的做法，成了人们议论和争辩的热点，个别的监督者趾高气昂，被监督者怨言多多，甚至有人说，作为人民检察院参与诉讼又进行监督，本来就是不科学不合理，把这次修改称为“雪上加霜”。笔者认为此次刑诉法的修改把强化检察院的诉讼监督列为一个重点，其根据是中共中央2008年19号文件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把对司法权的监督和制约和司法行为的规范问题，作为司法改革的重点，把司法职权的优化配置作为专项进行改革，强化诉讼中的法律监督是中央司法改革的要求，此其一；其二，从法哲学的高度而言，凡是权力都需要制衡与制约。因为“人们追逐权力不仅仅是因为权力能够满足个人的利益、价值和社会观念，而且还有权力自身的缘故，因为精神的和物质的报酬存在于权力的所有和使用之中。”看来，权力不仅能给权力拥有者带来物质上的利益，而且还能产生精神上的满足，这正如英国学者罗素所言，“爱好权力，犹如好色，是一种强烈的动机，对于大多数人的行为所发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他们自己的想象。”因此，人们对于权力的追求近乎一种人类的本能，有时甚至到了忘乎所以的痴迷程度，如果不加以约束，便会发展成恐怖的权力，它的必然结果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表明，权力既可被用于治国安邦，也可被用于祸国殃民；既可以给人类社会带来巨大的利益，也能够给人类社会造成深重的灾难。正是认识到了“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如何制约权力，防止权力滥用便成为一个伴随权力存在的永恒的课题。就我国当前的状况，各种国家权力的运行，包括诉讼中司法职权运转，不仅仅是有大量的司空见惯的不规范的现象存在，尤为严重的是腐败案件，包括司法腐败的大要案时有发生，由于腐败导致的冤假错案也时有出现。从哲理到实践都证明，加强诉讼中对司法权的制衡、制约是无可非议的，修改后的刑诉法出台的一系列制衡侦查权、执行权的举措是正确的，是符合国家权力运行规律的。至于检察机关的自身监督和制衡问题，一方面要求检察机关加强自身的监督和制衡；另外一方面也需要从机制和体制方面进行改革，以利于制衡、监督更加科学，更加正当，更加有公信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