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复兴与变革
1.1621年的复兴
在沉寂50多年之后，上议院司法权伴随着1621年对圣伊莱兹·蒙帕逊爵士（Sir Giles Mompesson）的弹劾审判而复兴。[20]在同一届议会上，上议院重新开始接受和处理请愿，为上议院的初审以及上诉管辖权的恢复奠定了基础，上议院司法权开始复兴。此后，除了1649年2月6日下议院宣布废除“无用和危险”的上议院至1660年4月“协商议会”（The Convention Parliament）召开之间的11年，上议院作为一个机构不复存在之外，上议院司法权一直存续至2009年没有再出现过中断。
上议院司法权的复兴与17世纪英国社会的变革密切相关。1621年的英国处在斯图亚特王朝（1603-1649年）的统治之下，[21]一方面专制君主主义盛行，另一方面，得益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下议院的地位不断提高，取代上议院成为议会对抗王权的代表性力量。二者的对立在蒙帕逊案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蒙帕逊是一名商人，他凭借与国王宠臣白金汉公爵的亲属关系获得了多种行业专营许可的授予权，以之攫取不义之财，成为一直以来试图废除专营垄断的下议院的打击对象。1621年，下议院援引先例，要求上议院弹劾作为专营权授予仲裁人的蒙帕逊，这就超越了惩罚滥用权利的专营者而直接针对了国王的特权——专营授予权。[22]作为应对，当时的国王詹姆士一世严格地区分了被滥用的专营权和王室发布专营许可状的权力，同时坚持滥用特许状的人应该由上议院审判和处罚，在国王看来，由倾向于王权的贵族把持的上议院远比下议院容易控制。因此国王和下议院出于不同的目的在复兴上院弹劾权上达成了一致。此外，解决司法拖沓问题的需要也是上议院司法权复兴的重要原因，在1621年之前，下议院创设了一个委员会处理政府滥权或不公正的请愿，并以通过私法案的方式给请愿者以救济。但是议会会期不固定，而且在立法过程中往往优先考虑公法案，这使得很多请愿长期得不到解决。坚信“迟来的正义为非正义”的普通法律师再次诉诸先例，支持上议院恢复上诉管辖权。上议院贵族们缺乏专业的法学训练，对于不同种类的案件无法做出实质或者形式上的区分，几次议会之后贵族们已经将上议院的司法权恢复到包括初审管辖权在内的民事诉讼的各个方面。
复兴之后，上议院的司法权有所变化：通过受理请愿而衍生的民事案件的初审管辖权在1666年Thomas Skinner v.East India Company案后就消失了。[23]在刑事案件的初审管辖权方面，弹劾权在蒙帕逊案之后曾盛极一时，1626年议会弹劾了政府首席大臣白金汉公爵（Duke of Buckingham），其他比较重要的弹劾案包括斯特拉福伯爵和劳德大主教案（1640年）、克拉伦登伯爵案（1667年）、卡巴尔政府案（1670年）和丹比勋爵案（Lord Danby）（1678年），在责任内阁制兴起之后，弹劾权逐渐式微，上议院最后一次行使弹劾权是在1804年对梅尔维勒勋爵（Lord Melviller）的弹劾；1626年，比斯特伯爵（Lord of Bistol）在1626年议会上对康威伯爵（Lord of Conway）和白金汉公爵提起的叛国罪指控是上议院最后一次行使国家审判管辖权；贵族犯罪案件和特权案件的管辖权得以保留，但是审判程序发生了变化。由受理请愿而来的上诉管辖权得到了全面的发展：上院首次获得衡平法案件的上诉管辖权；随着大不列颠王国的成立，通过《1800年与爱尔兰联合法案》（the Act of Union with Ireland in 1800），上议院获得了爱尔兰所有民事、刑事案件最后上诉的管辖权；根据《1707年与苏格兰联合法案》（the Act of Union with Scotlandin 1707），上院的司法管辖权延伸到了来自苏格兰法院的上诉。1713年，上议院在Magistrate of Elgin v.Ministers of Eldon一案中推翻了苏格兰最高刑事法院（theHigh of Court Justiciary）的裁决，在1781年的Bywater v.Lord Advocate案中，曼斯菲尔德勋爵（Lord Mansfield）指出，在联合法案之前最高刑事法院未曾有过上诉，故而议会决定苏格兰最高刑事法院的判决不能上诉至上议院。但是此后依然有刑事案件上诉至上议院，直到1876年的Mackintosh v.Lord Advocate案，[24]苏格兰刑事案上诉至上议院的做法才真正终止，这种状况延续到今天。[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