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认为，虽然《宪法》在规定检察机关外部领导体制时的用语存在差异，尤其是在界定检察机关与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关系时使用的是“监督”而非“领导”一词，但并不能仅仅因为《宪法》在用语上的这一细微差异即否定检察机关与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之间领导关系的存在。其理由在于：
第一，检察人事任免本身就是“领导”的内涵和方式之一。从台湾地区关于外部指令权的规定和概念可以看出，对检察机关的领导，可以分为“对检察行政事务的领导”和“对检察业务的领导”两种方式，前者即外部指令权，后者为内部指令权。而检察人事权正是“检察行政事务”的内容之一，谁享有检察人事任免权，即意味着对检察机关拥有检察行政事务领导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相关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选举同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长，任免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和检察员。这表明，检察机关的人事任免权掌握在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手中。既然人大及其常委会享有检察人事任免权，当然即意味着人大及其常委会对检察机关拥有检察行政事务领导权（外部指令权），因此，人大及其常委会当然地构成检察机关的领导机关。
第二，同级人大常委会还享有对重大检察业务问题的指挥决定权。《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3条第2款明确规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设立检察委员会。检察委员会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检察长的主持下，讨论决定重大案件和其他重大问题。如果检察长在重大问题上不同意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对于该法条中所谓“重大问题”是否包括重大案件处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曾就此作出过解释，明确规定“重大问题”应当包括重大案件的处理。这意味着，在司法实务中，检察长如果在重大疑难案件的处理上不同意检委会多数人的决定，可以报请本级人大常委会决定，而人大常委会一旦作出决定，检察机关必须执行。这表明，同级人大常委会对检察机关的重大检察业务还拥有指令权，这进一步说明同级人大常委会与检察机关之间存在着指令与服从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此外，关于检察机关与地方党政机关的关系问题，两岸差异也较大。台湾地区的检察体系实行完全的“垂直领导”，检察机关的人、财、物配备统一由“中央”财政预算编列和分配，不依赖于地方县、市“政府”或者“议会”，同时，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检察首长及检察官的人事任免、调迁等统一由内设于“法务部”的“检察官人事审议委员会”负责，与地方县、市“政府”和“议会”无关，因而台湾地区检察机关完全独立于所在地方县、市“政府”和“议会”；而在大陆，虽然法律文本上，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与同级地方党政机关之间并没有法律上的领导关系，但由于在实践中，地方各级检察机关的人、财、物均由地方党政机关决定，因此，地方党政机关与地方各级检察机关之间某种程度上已经演变为类似“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
其一，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财政完全依赖于同级地方政府供给，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财政预算列入地方财政预算。由于在现行体制下，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对同级财政预决算的审查、控制和约束还相当有限，因此，地方各级检察机关所需财政经费在某种意义上而言完全依赖同级地方行政机关。
其二，由于在现行体制下，事实上是由地方党委组织部门负责地方干部的人事管理包括提拔、提名，因此，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的检察首长（包括检察长和副检察长）要想获得人大提名并通过任命，必须获得地方党委领导的首肯。虽然《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各级检察院检察长的任命在经过同级人大选举后，还要经上一级检察院检察长报请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若上级检察院检察长不同意地方提名、任命的下级检察长人选，进而不报请同级人大常委会批准，则该任命无法生效。但在实务中，若上级检察院检察长与地方党委领导的意见不一致时，一般要听从地方党委领导的意见。
其三，实践中一些地方党政领导直接或间接指令地方检察机关办案。有学者曾在一些地方进行调查时发现，一些地方党政部门曾以文件的形式规定，凡涉及本地区确定的重点保护企业或相当级别的地方党政干部的立案查处问题，须经当地政法委或党委批准后才能进行。这种就检察机关职务上注意事项发布命令的做法，已经属于检察行政事务领导的范畴。换言之，地方党政领导事实上拥有对检察机关职务上注意事项发布命令的权力，即外部指令权。不仅如此，在实践中，由于各级地方党委内部均设有政法委统一领导公、检、法、司各政法机关的工作，因此，检察机关办理重大刑事案件，检察长均需向政法委书记进行书面或口头汇报，并听取政法委书记的指示，这种就检察机关案件办理情况听取汇报并作出指示的做法，已经属于行使检察业务领导权—个案指令权的范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