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通过观察摩尔对于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描述，发现里面凸显了农民与暴力革命的特征，这也是中国的独特之处。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似乎并未对国情有深刻的把握，依据经典理论，仅仅局限在城市的武装暴动，影响力是十分有限的。摩尔指出，“以共产党的胜利为高峰的1927—1949年革命的大众基础，是那些缺少土地的农民。”[18]这无疑与毛泽东之“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一致，当然，这也是很明显的历史事实。摩尔分析了传统中国社会的架构，认为这一方面鼓励了起义的发生、发展，另一方面也严重阻碍了它可能取得成功。他指的是，除非为了家庭和宗族，中国的农民并不习惯于一致行动，在力图创造新社会的革命中，使农民联合起来成为一项极其艰苦的工作。[19]这与日本农村完整的社会组织相比较，也是造成两国选择不同现代化道路的重要原因。晚清以来社会的剧烈变迁，特别是抗战期间日本人周期性的扫荡和灭绝性的进攻，使人民团结成一个坚强的整体，为共产党做了两项革命的基本工作：扫荡旧的上层分子并使被压迫者们团结在一起。[20]共产党政权通过对土地的再分配，也在农村与政府之间建立起了新的联系，每个农民的日常生活依靠国家政权这个事实越来越明显。政府，从农民中取得更多的资源，最终增加经济产量从而成为在世界上有竞争力的军事巨人。[21]摩尔对中国建国后历史观察无疑是清晰的。只有把知识分子抽象的和无止境的目标和农民具体的目标有机结合起来，才能有真正的改革和革命，作为潜在革命群体的农民蕴含着巨大的变革力量。“革命的可能性主要取决于中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农民并行或合作。”[22]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勃兴，其内在的原因就在于共产党人和千百万农民的有效联合。“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向人民提供了更多保护，由于中国共产党运用物质利益吸引农民参加革命方面的组织能力增强，因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使农民从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中解脱出来”。[23]农民，这个中国最庞大的社会群体，作为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为了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暴力革命的思想对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辛亥革命、国民大革命、国共内战，或许在某种意义上还包括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似乎中国的近代史充斥着血腥与斗争，而妥协与协作却不见了踪影。笔者并无批判历史的意图，只是认为中国的历史似乎缺乏了一种政治的智慧。大规模的流血和死亡，不同党派和不同政见者之间彼此残杀，不但摧毁了传统中弥足珍贵的伦理道德和社会风俗，同时塑造出一种非常不宽容的政治文化，革命虽然名义上追求自由、民主和博爱（抑或是共产主义者追求的人的全面的发展），但事实上，往往会演化为，罪恶借革命需要之名大行其道。毛泽东曾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作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24]虽然，暴力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传统结构的迅速重构，奠定了走向现代化的基础，由其特殊的历史背景，我们并不可以做太多的苛责。但是，随着文明的进步，自由、民主、法治、和平种种普世的价值也必然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我们会更加珍视文化的传承，注重培育一个宽容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