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亨廷顿以政治学家的眼光观察到，“城市反对派集团凭借本身的力量能够使政府垮台，但是，他们不可能造成革命（笔者注：对原有体制本身的变革）。造成革命需要有农村集团的积极参与。”[7]摩尔认为农业商品化不同程度下的农民在世界现代化中起到了不同的革命作用，农业商品化过程中农民不同的结构性位置，强烈影响了历史发展的走向。在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可以和不同阶级联盟，既可以被民主势力利用，也可以被专制势力利用，但由于其人数众多，他们的政治取向对社会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说，“大批无地的农业无产阶级是革命造反的潜在根源。”[8]当然，他也提到了中国与印度的差异，并提出了一种假设：倘若一个社会是高度离散的，一方面它可以维持社会的聚合力和向农民掠取剩余产品，另一方面也可以允许离散状态的存在。那么，这种社会类型常可避免农民起义。[9]
缓慢的经济恶化是可以忍受的。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中，原来农村的生存机制被破坏，身处重重压力之下的农村和农民为了改变自己生存境遇，就会进行各种方式的斗争和变革。摩尔在探讨中国革命起源时注意到，中国被迫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但是中国地主并没有转变成资本家，农民也没有转变成工人，农业商品化程度很低，农民在现代化市场大潮冲之下，承受的风险和压力日益增大，大量农民陷于破产边缘，这种社会经济结构和生产方式，是中国发生自下而上社会革命的重要原因。[10]摩尔在书中独辟蹊径，使传统现代化研究中被忽视的农民成为主体之一，比起众多研究对于农民革命作用的忽视，摩尔的视角是十分值得肯定的。不过，他在本书的结论部分，也谈及了农业阶级本身的局限性。“农民只能在其他阶级中寻找领袖，”...“农民起义的失败远比成功更为经常，”...“胜利本身总是适得其反，农民为摧毁旧建筑提供了动力，然而在以后的再建设工作中却毫无贡献。”[11]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问题。
三、暴力：革命的关键词
暴力一词，表面上看似乎充满着血腥。人类社会不断发展，文明程度也应随之相应提高。现代化社会作为一种不容置疑的价值理想，向来染上了一层美丽的光环，自身便排斥暴力。在社会体制内部寻求解决冲突的途径，这是我们每个珍视和平与生命的人的憧憬。摩尔却对我们泼了一盆冷水，冷静地指出，对残酷的圈地运动的认可，给人看到向民主社会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是有限的。在本书中，西方各国资本主义民主社会的诞生，都经历了一番暴力革命的洗礼。他详细分析和考察了英国、法国和美国在通往民主道路上所经历的暴力冲突，打消了人们对和平过渡的天真想象，再一次向我们呈现出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他说，“不管人民怎么样看待这三次暴力动乱，争辩这是否有利于自由的发展和资产阶级民主的演进，都应充分认识到，暴力在整个进程中是重要的一环。”并再一次强调“清教革命、法国革命和美国内战，是漫长的政治演变进程中异常激烈的暴力行为，从中产生出我们所谓的西方现代民主”。[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