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认为上述三条道路是“一些前后相继的历史阶段”，“相互之间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制约关系”。[2]不同背景和时代、不同时间和空间中阶级关系的不同组合，是导致三条道路差异和替代的根本原因。摩尔对于宽广历史和空间的关注，使得他避免了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等僵化的教条。在他的描述中，不同的社会景观充满了机遇与冲突，偶然与选择，历史发展充满种种多样性的潜能。亦即，这种通向现代化的多元化道路之产生，具有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必然选择，但同时也具有偶然性的存在。“一个国家所选择的现代化方式，会在下一阶段上改变另一国家观察问题的角度”，这也正是维布伦所说的“落后的优越性”。貌似仅仅与各个国家具体情况有关的现代化路径选择，实质上正是受着世界各国政治经济背景的影响，是各种错综复杂的世界历史因素合力的结果，并且显然是从其他各国的发展进程中汲取了积极有益的成分。西方民主只是特定历史环境造成的结果，通向现代社会的历史道路和与之相适应的政体形态是形形色色，[3]这即是笔者将殊途同归作为本部分标题的缘由。
“摩尔的多线复合结构的历史演化图式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他自己坦率的承认，在他的研究视域之外，还存在尚未充分展开，有待深入研究的辽阔历史空间。”[4]“这种敏锐和疑虑使摩尔在叙述过程中不断的引入其他历史和政治因素，以期最大限度的逼近历史真实，结果就是其理论非常庞杂和富有弹性。”[5]我想，这或许便是全书最大的闪光点吧。
二、农民：现代化道路上被遗忘的力量
农民，这个词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固定身份的标识。在我们的印象中，他们安分、质朴，抑或说是愚昧、麻木，几乎不会有人将这一群体置于现代化进程的主体地位。历史上，自从陈胜吴广揭竿而起，朝代兴替，所有的农民起义难免落入历史的循环，就连所谓最具资本主义色彩的太平天国亦逃不出这样的命运，或者可以说他们只是“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论述中，工业化大生产的社会背景下，城市中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才构成现代化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力。此时，人口中绝大多数的农民反而被遗忘了，似乎在现代化过程中，他们不发挥任何重要作用。
摩尔却认为，在历史转折点上，传统农民占据着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农民是传统农业文明的主体，在两大文明接替更换之际，传统农业的生产方式，地主和农民之间的阶级结构，会成为型塑未来社会发展路径的重要因子。他说，“那种认为农民只是历史的客体，是一种社会生存形态，使历史变化的被动承受者，而与历史变革的动力无缘的观点，已经站不住脚了。”[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