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薛小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学博士。
【注释】“社会保障”一词在我国台湾和港澳地区亦译为“社会安全”。
这种
宪法实践包括：(1)在
宪法中以宣示性条款；(2)以立法性要求；(3)规定一种制度保障条款；(4)以明确的
宪法条款提出；(5)通过
宪法的解释；(6)通过履行国际条约。
《世界人权宣言》第22条。
如与美国《独立宣言》(1776年7月4日）同年但早于其22天出生的美国《弗吉尼亚州权利法案》(1776年6月12日）第1条明确规定：“一切人生而同等自由、独立，并享有某些天赋的权利，这些权利在他们进入社会的状态时，是不能用任何契约对他们的后代加以剥夺的；这些权利就是享有生命和自由，取得财产和占有财产以及对幸福和安全的追求和获得。”与美国《独立宣言》享有同样盛名，并对后世诸国影响更为深远的1789年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利宣言》第2条则规定：“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该宣言几经变动，在1793年，自然权利改为“平等、自由、安全和财产”。
格老秀斯语。
参见1944年罗斯福总统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
参见A．艾德等主编：《经济、社会、文化权利教程》，中国人权研究会组织翻译，四川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4-19页。
如里根与撒切尔政府时期，新保守主义的流行。
“尸位素餐”，参见尹伊文：“福利国家将带来什么”，《南方周末》2009年9月17日，尹伊文将“尸位素餐”形象地拟为“有奶也不给国民吃”以区别于“喂奶给国民吃”的福利国家。
据笔者对中国现行
宪法的粗略统计，在
宪法文本中，有30 - 35处之多提及社会主义，而在31条的修正案中，有约10处提及社会主义。
19世纪以来，国家应积极干预的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特别是在德国的讲坛社会主义、英国费边社会主义和法国的连带主义，这些学说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20世纪以来，对西方国家有直接影响的应属凯恩斯。凯恩斯主义盛行于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以后的西方国家。凯恩斯主义是政府以财政等干预和调节经济生活的重要理论依据。
郑秉文：“合作主义理论与现代福利制度”，载R．米什拉：《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制度》，“译者跋”，郑秉文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页。
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在各国的最终实现都是由一套法律而逐步建立的，如在加拿大：“一个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不是在政府的某个法条中建立起来的。相反，它是通过10个法案，从‘二战’结束到70年代初期逐渐建立起来的。”仇雨临：《加拿大社会保障制度的选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经济管理出版社2003年版，第29页。而美国在罗斯福签署的若干重要法案中，对美国社会经济发展影响最深远的立法，当属1935年8月14日生效的《社会保障法》。姜守明等：《西方社会保障制度概论》，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48页。英国二战后的社会保障立法包括1945年《家庭补助法》；1946年《国民
保险法》、《国民健康保健法》、《住房法》、《房租管制法》、《工业伤害
保险法》；1948年《国民救济法》；1975年《社会保障退休金法》；1985年《社会保障法》；1995年《退休金法》等。而日本有著名的“福利六法”即六部福利法。德国1883年《疾病
保险法》，1884年的《工伤
保险法》，1889年《伤残及养老
保险法》，1911年三部法律合为“帝国保险法”。此外，1911年《职员养老
保险法》，1923年《矿工
社会保险法》，1927年《失业
保险法》，1906年《军官养老法及士兵抚恤法》，1907年《遗属救济法》，1923年《残疾救助法》，1924年《公共救助法》，上世纪70年代则制定了统一的《社会法典》。
当然，对儿童作为主体，我们亦可以从：“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第49条）中引申出来。对母亲、儿童的保护应当包括物质保护和社会保护，但这个规范则为政策性规范，而非授权性或义务性规范，仍然是具有较弱规范性效力之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