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建设服务型政府可以推动政府职能的转变
这是建立服务型政府的主要动因之一。现代政府的实质是服务型政府。有专家称：“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定位的基本原则是明确政府职能的公共性、有限性和服务型，以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为政府职能定位的终极目标。”[7]现行政府职能配置虽经前七次机构改革[8]，仍遗留着深深的计划经济的烙印，“管制型”政府的特征仍很明显。而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势必要求政府必须围绕服务公众、服务社会这一基本理念和行政原则重新配置政府职能，彻底打破现有的“管制型”政府的职能配置框架，最终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体现法治精神的新型服务型政府。这同时也将会对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3．建设服务型政府可以提高行政效率和权威
美国著名公共管理学家马克· G·波波维奇在总结高绩效公共组织（主要是指政府）的特点时指出：“高绩效就是满足顾客需要”[9]。政府只有通过提供充足优质的公共服务，才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与合法性。由于服务型政府责任更加明确，信息更加公开，沟通更加直接，必然会对行政效率的提高产生质的推动作用，也势必会大大减少行政成本，同时使政府行政行为具有更强的可执行性，进而从根本上提高公众、社会对政府的满意度，树立政府在整个社会体系中的权威作用。从政治科学的高度上分析，这些将极大地增强政权的合法性。
4．建设服务型政府可以深入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
如前所述，现代政府的服务型关联着公共性和有限性。实际上，正是现代政府的公共性和有限性决定了它的服务性。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过程和目标必然联动性地发生三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政府对市场的“管制”由“紧”转向“松”。政府力争做到尽量让位于市场，充分发挥市场在整个社会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市场竞争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交给市场解决，政府决不“越位”；二是对市场竞争机制无法发挥作用并且关系社会公共利益的领域（如提供纯公共产品），政府必须切实全面高质量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决不能“缺位”；三是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的关系是“服务者”与“被服务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政府在处理这种关系的时候决不能“错位”。这三种变化的发生，必然会带来现行政府管理方式、管理体制、管理方法的深刻变革。政府管理方式由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和直接从事经济建设活动向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转变，由政府提供私人产品、直接经营企业、投资竞争性产业向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转变，由主要依靠行政手段进行行政管理向主要依靠经济手段和法律手段进行公共管理转变，由对公民法人的过多管制向为公民和法人服务转变，由政府体制的局部性改革向“政府再造”和政府“自身革命”的全面转型转变。勿庸置疑，这些政府管理方式、体制、方法的转变必然会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入发展。
二、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关于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沿革
（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政府服务
政府服务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要精神，它是伴随着市场经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萌芽并得到发展的。
1．早期资本主义的政府服务。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与新航路的开辟，对近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它引起西欧的商业革命；引起了16世纪的“价格革命”；引起了毛纺织迅速的发展，羊毛出现了持续过剩需求，导致了“圈地运动”。这些因素纵横交错，促使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加速，当时的新兴资产阶级为增加本国的金银货币，政府采用了重商主义者政策，推行“货币差额论”、“重金主义”、“货币主义”，并通过法令禁止把金银货币输出国外。同时又规定外国商人出售货物后，必须购买当地商品，本国商人在国外出售货物时，必须直接换回金银货币，以便积累本国货币。这些措施迎合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政府也已在为当时的市场经济提供服务。
2．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政府服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进一步发展，国家干预已越来越成为绊脚石。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应由“一只看不见的手”充分发挥作用，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调节，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按照自己固有的规律向前发展。至于政府，只限于保卫本国不受他国侵犯；保护社会成员财产和人身安全不受他人侵犯；建设和维持一些公共工程和公共事业。“这些事业对于个人是无利可图，但对社会却是非常必要的”。政府就应在这方面发挥作用。这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政府的“守夜人”角色。[10]
3．凯恩斯主义时期的政府服务。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大量工人失业，企业濒临倒闭，经济发展停滞不前。出现了“市场失灵”。这次经济危机涉及面之广，时间之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整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严重偏离“航道”，政府如再不闻不问市场经济，而只单纯执行着社会服务功能，最终有可能致使整个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凯恩斯于1936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标志着凯恩斯主义的诞生。
凯恩斯在书中严厉批评了经济自由放任思想，政府只纯粹执行社会服务功能的看法是错误的。在他看来，重商主义学说中具有“科学真理成分”。所谓的重商主义的“科学真理成分”，核心就是国家要干预经济的政策。“国家干预政策比新古典经济学主张的自由放任政策要高明得多”。因此，凯恩斯认为，政府必须要扩大政府职能，不仅是要执行社会服务职能，更要执行国家干预经济职能。主要指扩大政府调节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职能。[11]
4．当代资本主义的政府服务。凯恩斯主义之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又遇到了新矛盾，特别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滞胀”现象，出现了“政府失灵”。关于政府的经济职能的争论又呈上升趋势。新凯恩主义继承了凯恩斯的观点，即市场是非出清的，政府干预必不可少。而新古典宏观主义则认为：市场自己可以达到均衡，政府干预完全没必要，政府应回到社会服务功能状态，做个本份的“守夜”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