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两天，局面波谲云诡，亦足证汪荣宝、章宗元等新派人物的谋略。在议会政治中，他们面对新刑律问题的议决上不利于己之局面，以技术性的手段，利用时间的紧迫，先是巧为拖延，再又“王顾左右而言他”，进而在最后时刻“毕其功于一役”，当资政院议员们精疲力竭之时，利用其需要政绩成果的心理，争取多数，终达成目的。
必须指出，在资政院，新刑律实际上只是通过总则，分则并没有议完，并非章宗祥所说的全部通过。依据资政院的议事细则，闭会时尚未议决者均即止议，但得于次会期再行提出。{25}
但结果却是：为了符合立宪期限的要求，《大清新刑律》在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1911年1月25日）钦定颁布，它是由资政院和宪政编查馆会奏总则，宪政编查馆单独上奏分则和《暂行章程》，最终皇权裁可的结果。{26}在这种情况下，讨论得最为激烈的无夫奸人罪问题，最终仅仅保留在《暂行章程》而无法出现在法典正文中。
较真地从宪法解释的角度来看，尽管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八月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帝有“钦定颁行法律”之权，皇权为其颁布提供了帝制时代合法性基础，但作为上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对军机大臣的覆议权被跳过，新刑律存在着严重的程序瑕疵，其颁布实际上存在宪法上之争议。尽管清廷的谕旨提到第二年资政院开会可提议修正，但之前已经是再读的无夫奸问题，何谓“修正”呢？如果指的是三读修正，按照资政院的议事细则，三读仅仅文字上的修订，{27}不涉及实质内容；如果指的是推倒重来再来一次议决，未免视资政院之表决结果过于儿戏？况且按照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的《宪法重大信用十九条》，已经具备虚君共和的胚胎，皇帝已无之前《钦定宪法大纲》皇权一统的立法权限，届时如果仍是维持原议，又该如何？
好在武昌起义一声炮响，辛亥革命解决了帝制时期刑事法统上存在的潜在争议。
从此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倚靠皇权的“行政机关”宪政编查馆暨军机大臣之势大而对“立法机关”资政院之无视。还需指出，在汪荣宝的日记中，甚至可以看到当时章宗祥企图将新刑律绕开资政院议决，后来不得不付诸议决后又试图将新刑律原案颁布，不与资政院会奏的两段往事。{28}如果汪氏记载属实，似乎不能因为新派对新刑律有赤子之心就“大德无亏、小节出人可也”来一言以蔽之，此种行径，并非耍奸耍滑，而是耍赖，不按游戏规则来了。管中窥豹，可以说中国法律近代化伊始，就埋下了轻视程序的危险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