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据当时蓝白票名单，在主张及支持变更议程的议员中，于邦华、许鼎霖为白票者，余镜清、李文熙、邵羲、吴赐龄为蓝票者{16}，可以说是代表新派或其支持者的蓝票者居多，提前议决事项，也基本得以当场议完。如果说是旧派或其支持者阻挠，那么新派或其支持者同样也有变更议程的举动，又如何解释呢？所以章氏的说法显然不客观。
其次，在第三十次会议议完李文熙主张的第三项后，从第三十次至第三十六次会议，仍按照预定议程安排，议决原来的第一项总预算案，该案关系国计民生，意义重大，自然需要耗费时间。因此汪荣宝迟迟才作新刑律的报告，笔者认为是被顺延而不是被故意拖延之结果。
三
问题二，在这种情况下，新刑律又是如何通过的呢？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八日（1911年1月8日）的第三十九次会议，“无夫奸”问题付诸表决，旧派大获全胜。首先确定是否人罪，结果白票77票，蓝票42票，确定有罪；其次是条文位置问题，通过起立方式表决，赞成定于正文的61人，赞成定于《暂行章程》的49人。据两次表决之结果，无夫奸不仅是有罪，还要写人法典的正文而不是留存于过渡性的《暂行章程》。{17}携此大胜，从常识上看，以劳乃宣为代表的旧派自然希望“宜将剩勇追穷寇”，趁热打铁继续开议才对。但恼羞成怒的新派亦有应对之策，他们商定在第二天罢会。新派的重要人物汪荣宝在日记就记载了重要信息：陆宗舆书告其毋往资政院。{18}陆氏这位五四运动的另一知名“卖国贼”，此时是资政院的硕学通儒议员，他与汪荣宝、曹汝霖、章宗祥在晚清新政中无役不往，活跃异常，时人戏称为“四金刚”{19}，皆为新派中的重要人物。
新派众人不到场，首先造成资政院人数不足，当天会议被迫延至下午四时，才凑足106人，达到开会所需的三分之二人数，可以开议，但作为法典股副股员长的汪荣宝不来，没有解释新刑律疑义的合适人选，只能先议他项议程，等候汪氏，惟汪荣宝始终不至，{20}其日记谈到“屡有电话来（宪政编查）馆，述议长命促往，诡词却之”，{21}一语道出真相！那厢资政院勉强议完新刑律的一则条文（第289条），人数又已不足，无奈只能草草散场。{22}
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十日（1911年1月10日），汪荣宝在日记中谈到，经他和陆宗舆、章宗元（章宗祥之兄）等人发起，蓝票者于当天九点至十二点在财政学堂开会协商，定下两项计划：一是变更议事日表，破坏刑律分则之再读；二是将刑律总则付三读。{23}
这一天正是资政院议事的最后一天（次日闭会），当天共有议程十七项，新刑律议案为第一项。章宗元主张先议他项，再议新刑律，获得多数赞成。当晚它项议完后，商讨新刑律问题。蓝票者议员籍忠寅提议：“总则已经议完了，大家没有异议，如果把总则再付三读通过去，即行上奏，仿佛对于资政院也是觉得有精神的”，陆宗舆附和。议员罗杰主张省略三读通过总则。章宗祥以宪政编查馆特派员的身份代表政府表示，希望可以尽一夜之力，把分则详细讨论、一并通过。章宗元认为总则、分则全部通过有困难，提议以议员多数赞同为断，省略三读通过总则。当日议会到场议员129人，依秘书官统计，当时仅剩80余位在场，赞成起立者69人，过129人之半数，得以多数通过，时间已是晚十点半。{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