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法庭财政上的窘迫，还反映在派出法官的待遇上。派出法官在社区法庭的工作没有任何补贴。社区法庭的工作并不纳入法院的考核体系。派出法官在社区工作时还普遍遇到伙食问题，尤其是在距离法院较远以及部分全天工作的社区法庭，只能自行解决或到附近单位“蹭饭”。而如果在基层法院工作，单位的食堂就可以满足法官们的基本需求。待遇上的差别降低了社区法庭对法官的吸引力，严重打击了派出法官的工作热情。社区法庭在很多法官眼里成为不得志法官的“流放地”。不仅法院派出法官无法获得补助，受邀请的其他人员也没有任何报酬，有时还需要倒贴钱为群众办事。由此而引发了劳动不能获得承认的怨言和害怕由此丧失积极性的担心。
对工作环境的不适应也是派出法官所遇到的普遍问题。社区法庭的办公条件往往十分简陋。我们实地走访的所有社区法庭之中，没有一个配备有电脑、电话这些最基本的现代办公设备。更有甚者，竟然连国徽和标示法庭名称的门牌都没有，冬天的暖气供应不足。法庭的简陋不仅限制了法庭职能的发挥，也使百姓感觉不到法庭的威严，信赖感有所降低。
三、诉调结合新模式的探索
（一）司法对诉讼外调解的介入
司法是否有必要介入诉讼外调解的具体过程？笔者持否定的观点。司法介入的诉讼外调解，大致有两类，一类是由法官主持的社区法庭调解，另一类是法院指导的人民调解。就社区调解而言，财政上的压力和办公环境的恶劣而导致的法官积极性不高并非笔者观点的决定性因素。因为这些原因可以通过财政划拨专款以改善社区法庭的办公环境、增加社区法庭工作人员的待遇等方式消除。同时也可以修改法院的考核制度，将法官在社区法庭的工作纳入考核体系。关键的原因，除去司法被动性的特点之外，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就是法院人少案多的矛盾实际上使得法院根本无暇顾及诉讼外的调解。为了满足政治的需要而作出的冲动性行为，毕竟无法获得可持续发展。为了体现司法的民主与兼顾法院的实际困难，基层法院的法官只好在各社区法庭进行那种在当事人看来是充满随意性的巡回式审理。这里还需要思考的问题是，在司法官方表述和媒体报道中被高度评价的巡回审理是否真的为现代社会所需要？无论是英国的巡回审理，{18}还是美国的巡回法院，{19}抑或是我国的巡回审理，{20}最初的历史出现无不跟交通不便相联系。在交通不便的历史时期与地区，法庭巡回审理可以避免当事人的旅途劳顿，减少当事人的讼累。但在城市交通高速发展的今天，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已经使法院苦不堪言，巡回审理又具有多少的优势和可行性呢？毕竟当事人住所地的基层法院距离当事人的住所地不是那么遥远。当事人走出去并不是一件困难或者不愿意的事情，法院走进来的巡回审理却要承受因法庭巡回到另一地方致使这一地方的纠纷不能及时解决而产生的不满。因此，巡回审理在现代经济、交通发达的社会中并没有继续存在的价值。进一步，法官不再巡回的结果就有两种可能，一是基层法院派出专职法官常驻社区法庭，另一是不再派出法官支持社区法庭。前面已经提到，基层法院其实无力派出专职法官常驻社区法庭。那么，由基层人民法院组建的社区法庭便因其实效性差而不具有存在的意义了。
基层法院介入诉讼外调解过程的另一种形式是人民调解。在法律上，基层人民法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民间纠纷的工作提供业务指导。{21}在具体操作方面，这种业务指导大多表现为宏观指导。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司法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对人民调解工作指导的若干意见》为例。该意见提出，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指导工作有七个方面：建立联系会议制度、指导员制度、法官参与人民调解员培训制度、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审理的反馈制度、简单民间纠纷先行调解和委托调解制度、人民调解员参与诉讼旁听和诉讼调解制度以及从人民调解员中推荐人民陪审员制度。在该意见中，即使是对重大疑难的案件，也仅仅是指导而非参与。也有一些人民调解委员会邀请法官参与纠纷的调处，但这种情形并不多见。{22}究其原因，当然是调解与判决的基础本不相同。调解以自愿、处分为基础，对法和事实的要求不高，调解能否达成协议，主要是看调解员是否有足够的耐心，能否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调解员的法律知识并不是主要的。而且，到人民调解委员会请求调解的案件，大多是简单、标的额较小的案件，没有太复杂、疑难的案情需要查明。退一步说，即使案情复杂，只要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也应当视为合法。如果当事人不相信人民调解员，或者认为调解员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到法院起诉或者请求司法确认。因此，人民法院对于人民调解应当限定在宏观指导和事后监督的审查方面，参与个案的调处是没有必要的，而且也不利于人民调解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