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以检察机关与法院为例，在检察机关、法院，上至最高院下至各个基层院，内部均有很多考核。单以2005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的《检察机关办理公诉案件考评方法（试行）》来说，全国各基层检察院在此影响下纷纷制定了更细化的绩效考核指标。较为普遍的就是不起诉率、撤回起诉率、无罪判决率、抗诉成功率和追诉纠错率。以无罪判决率来说，有些地方“如果出现一起无罪判决案件，不但取消评优资格，还要追究责任。”{17}再以抗诉成功率来说，一旦检察机关对某一案件作出了成功抗诉，那么公诉部门在年度的绩效考核中将会获得数目不小的加分，这些加分直接与每位干警的福利、晋升挂钩。相反，被监督的人民法院其内部的考核指标则完全相反。检察机关每成功提起一例抗诉，自己将在考核中丧失很多分数。再比如，法院判决一起无罪案件将会有很多的考核加分，但检察机关则会因为无罪判决会失去很多分数。除此之外，法院内部对法官还有调解率、息诉率、上诉率、发回重审率、维持原判率众多指标{18}。而这些考核指标直接与检察机关的考核相冲突。可以说，在两家不同的考核利益导向下，监督者与被监督者形成了利益博弈的态势，所以，监督工作能顺利开展是难以想象的！
（二）面子心理学下的法律监督工作
在宪政的思想下，“限权”是权力动作中的最核心问题。只有权力受到良好的监督，权利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但在我国立法思想乃至治国思想下，权力者拥有善的品德及善的行为，因此监督可有可无或至少不那么重要。整个社会形成奇怪的现象——整个社会都在提倡监督，但也在反对监督，行政机关及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最为明显。
出现监督与反监督的局面，在于监督与被监督之间有一种微妙的心里关系：一个自身有污点，甚至违法违法乱纪的，怕被揭露，怕影响单位整体形象和考核成绩，因此反对监督；经得起检查的人，欢迎监督，但检查后确实并不存在大的问题{19}。
考察法律监督权运行的过程，就必须揭示法治过程的真正状态。有学者认为，“仅就法律文本分析，中国的法律与西方国家的法律并无太多不同，中国声称要实行法治国家已有多年，并也确实作了多年努力，但法治化所描绘的理想图景似乎依然是那么遥不可及，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今天中国法治化的困境？跳开法律的层面，面子文化其实是一个绕不开的重要因素”{20}。以禁酒令来说，虽然国家机关有诸多的吃喝禁令，但吃喝之风屡禁不止。究其原因，“面子”要承担重要责任。如领导视察工作，下级不请吃喝，上级会失面子；下级请吃，上级不去，下级认为上级不给面子。另外，吃喝档次与面子大小直接挂钩，排场越大，面子越大。将如此的面子原理应用于法律监督工作，结论同样值得深省—被监督的次数越多，说明工作越不到位，自己在同行面前或今后工作中越没面子，因此反对监督。
从本质来说，监督是对被监督者的帮助，有利于被监督者从善。这一朴素原理可以从无数官员的悔过书中得以知悉。如后悔自己当初没有接受监督，怪组织及身边人对自己监督太少。可实际情况是，被监督者在未被监督前意气风发地行使权之时，一般都反对监督，并不断为监督制造阻力。原因何在？恐怕与中国法治陷入困境的因素一样—“面子”，即便不是唯一原因，也是重要原因。在法律监督权的行使中，引入“面子”因素更能说明检察机关开展法律监督工作的艰巨性。
监督经验表明，被监督者通常认为监督者严格行使监督权，便是监督者不给自己面子，而一般走过场式的监督就是给面子。在被监督之前，被监督者认为自己工作做得出色，或者不出色，但存在的问题绝对不能曝光，一旦曝光将不仅使自己在上级面前失去面子，甚至因面子问题致使未来仕途及相关的物质利益同样丧失。出于面子考虑，会反对监督，并想尽方法为监督制造阻力。通常而言，所制造的阻力与其存在的问题成正比关系。问题越大，对监督者制造的阻力越大，反之亦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