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中国特色“庭前会议”程序
就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专访陈卫东教授
张伯晋
【关键词】“庭前会议”程序
【全文】
新刑诉法亮点纷呈，其中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由此构建了中国特色的庭前会议程序雏形。
3月23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卫东应邀在高检院作“关于刑诉法修改的若干问题”专题讲座，提及庭前会议程序。本报记者会后专访陈卫东，请他对庭前会议程序的渊源、制度价值以及实践运作给予分析。
一、庭前会议的渊源解读：司法文明的共同之选
陈卫东将182条第2款规定的程序命名为“庭前会议”，认为此项程序的建立，打破了中国的刑事审判程序由起诉到审判的直接过渡，在起诉、审判之间植入了中间程序，即国外大部分国家审判程序中都具有的中间程序。
这一程序，德国称之为中间程序，法国称之为预审程序，美国称之为庭前会议，日本、我国台湾地区称之为庭前整理程序。具体而言，在中间程序之中，对回避人员、出庭证人的名单予以确定，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确定庭审的重点与争点，提高了庭审效率，这是中间程序的直接功能。各国的中间程序略有差异，但共同价值追求在于，对公诉权进行制约，进而保障人权。
二、庭前会议的制度价值：公正与效率并重
——庭前会议程序有效负担资讯功能
所谓资讯功能，为保障控辩双方的权利平等，应保证辩护方可以查阅控方的全部案件和证据，包括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的证据。陈卫东谈到，我国96年刑诉法确立证据目录、主要证据复印件移送制度，目的在于防止法官未审先断，保障庭审实质化。然而造成的客观效果是，辩护方无法在法院查阅全部案卷和证据，其资讯功能受到影响。
新刑诉法实现了全案移送回归，并建立“庭前会议”程序，可以有效保证辩护方的资讯功能，在信息交流之中保证控辩双方诉权的平等，避免信息的不对称影响诉讼的平衡，进而影响庭审公平进行。同时，辩护人手中的有关被告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也可以在庭前会议上提出，契合了新刑诉法第40条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