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哲学意义上的公平正义需求。人类是理性动物，而理性集中体现在哲学层面的追求上。众所周知，哲学意义的司法需求便是公平正义。即使双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完全相反，公平正义却是他们的共同追求，进而成为包括当事人在内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司法需求。支持这种司法需求的正是罗尔斯所说的“普遍正义观”。
正是这三个层次的需求为司法改革的目标与措施奠定了基础。试想，如果人民群众的司法需求尚不统一或者不能准确界定，那么司法又能为谁而改呢？
三、满足权利保护需求的司法改革
应当说，司法制度的各项内容都发挥着保护权利和秩序的作用，它早已是司法机关的一项常规性工作。因此，司法改革中具有强化权利保护作用的措施主要指向那些底子较薄、反应较强、问题较多、潜力较大的特别领域。
通过量刑规范化改革，建立了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刑罚确定模式，构建了与定罪审判程序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刑事被告人的权利得到全面保护；通过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改革，在刑事被害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无法及时获得有效赔偿的情况下，由国家给予适当的经济资助；在刑事证据制度中，确立不得强迫任何人自陷于罪的原则，建立了更具可操作性的非法证据排除制度；在侦查程序中，完善了询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监督制度，明确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委托辩护人，完善律师会见和阅卷的程序，扩大了法律援助的适用范围等。
通过改革少年司法制度，建立了适合少年生理心理特点的圆桌式审判方式，试点建立审理涉及少年的刑事、民事、行政案件的综合审判庭，提高了对涉案少年的保护力度；通过建立对受到家庭暴力侵害者的“人身保护令”、“远离令”制度，改革涉家暴民事、刑事案件的审判程序，为受暴人提供更为严密的法律保护；通过改革诉讼收费制度，对涉及民生的案件降低收费标准，放宽减缓免的条件，减轻当事人的诉讼成本；通过建立完善的诉讼服务机制，为当事人“接近正义”、有效使用司法制度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提供便利。
四、满足纠纷解决需求的司法改革
有效化解纠纷，修复受到破坏的法律关系或社会关系，定分止争，既是人民法院的一项法律职责，又是法院的社会性功能。不论法律在司法裁判工作中地位多么突出，解决纠纷永远是其履行法律职责的一种客观效果。对于当事人来说，无论其法律上的诉求是什么，只要能便捷地化解纠纷，达到自己可以接受的结果，便也了却纷争，各安其事。在这一轮司法改革中，满足当事人和人民群众纠纷解决需求的司法改革措施也有不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