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程序法专业出身的我，自然对程序有着某种程度的依恋和偏爱。从法理上说，严格遵守程序法并不必然带来实体上的公正，但不尊重程序法，任意突破甚至于践踏程序法却会给整个司法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以牺牲程序法为代价来换取个案实体上的公正，能够博得一时大快人心的效果，却会给整个法治建设的进程带来长远的消极影响，可以说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
在所有的相关信息看来，刘涌案的最终结果从实体上来说应该是公正的，认为在实体上他“枪毙上二十次也不为过”的观点话虽偏激，却是有道理的！但从程序法上来说，刘涌案的处理无疑说是不公正的，是“中国法治的耻辱”！刘涌罪当处死，但他不应该是这样的死法，不应当通过这样的操作程序，由维护法律尊严和公正的法院以如此的方式来决定这个死刑！刘涌案是实体法的胜利，程序法的失败，是中国整个法治建设的倒退，是中国司法公信力的悲哀！
在西方法治文明比较发达的国家，程序法受到尊重并被严格遵守，为何程序公正观念的阻力没有象中国这样如此之大呢？1936年，美国确立了举世闻名的“米兰达规则”，一个默默无闻的平民百姓一夜之间成法学界津津乐道的名人。米兰达，一个普通的美国公民，涉嫌绑架和强奸两项重罪，最终因警察在对其询问时没有通知律师到场这个程序上小小的瑕疵，导致其供述被认定为非法证据，最终被无罪释放。对这样一个可以说是证据确凿、十恶不赦的恶棍因程序上一个小小的瑕疵而被释放，实体上明显不公的案件，美国民众的表现相当平静，远没有我国民众对待刘涌案所表现出如此激烈的情绪。
对比刘涌和米兰达的身份背景，我们也许会发现我国民众表现得如此不理性的一些原因。米兰达是一介平民，无钱无权，也没有其他什么深厚的背景，米兰达在程序上捞到好处，公众不会从金钱、权力或其他非法律因素中寻找不公正的原因，只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法律上只能这样处理，法院的审判是公正的，维持法治只能付出这样的代价，而不会对司法公正产生怀疑从而滋生出一种不理性的激情！我们再看刘涌，是盘踞沈阳多年的黑社会老大，根深蒂固，与党政司法机关重要人物关系密切，案发之后据说出重金委托中国刑事辩护顶尖律师为其辩护，再加上平民百姓想都不敢想的一大帮知名高校知名学者、教授联名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其能量不言而喻。根据程序法，刘涌案辽宁高院可以改判，也有权改判，但在公众的眼中，这究竟是程序的作用，还是关系、重金和权势的作用？前者，我相信会有更多的民众予以支持，至少反对的声音不象当初那样激烈；如果是后者，群众的呼声也自有它的道理，无形之中成了防范徇私舞弊、维护法律公正的一道屏障！可是即使是程序的作用，司法机关还不得不解答公众的另一个疑问，为什么在一个一向漠视程序法的环境下，一般平民百姓被刑讯逼供，屈打成招，当辩护律师提出程序问题，司法机关充耳不闻，明明可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诸多机会，李化伟案、赵作海案、聂树斌案以及杜培武案，司法界为何视而不见？当遇到不是平民百姓的刘涌时，程序问题突然变得重要起来，前后态度的悬殊应该怎么解释？尤其是在我们这个不尽人意的司法环境下，在程序适用上如此之巧合难以让人信服，不能不让人浮想联翩…….
